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重提阶级斗争,并决定在全国 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1965年初,中央下发《农 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规定城乡社教运动一律简称 “四清”运动。关于“四清”运动的起止时间有多种说法,本文考察的“四清”运动的时限 是从1963年2月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的重点在于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的工作队队员人次 ① 。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 案)》(即“后十条”),规定在运动中必须要“组织和训练工作队” [1] 。此后,在“四清”运 动期间,有大批工作队员代表上级具体领导参与了这场运动。工作队员从国家部委领导(如 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军队干部(如空军司令吴法宪)、各省 委书记(如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各地委、县委、公社领 导,到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再到从农村吸收来的贫下中农 积极分子、下乡知青、复员军人,涉及面非常广泛。
在“四清”运动期间,究竟有多少工作队员被派往农村参加这场运动,一直没有一个相 对准确的数字。薄一波估计:“在几年的时间中,前后有几百万各级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 青年参加工作队,投入了‘四清'运动。” [2] 这“几百万”只是个估数。另据《中央关于农村 社教干部蹲点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称:“现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约占全国 三分之一的县区展开,有近二百万干部参加这个运动。” [3] 笔者尽量查阅各方面资料,在分析 考证的基础上,初步估计,“四清”运动中下派到农村地区的工作队员至少不低于三百万人次。本文所用资料主要有:一是全国各省、市地方志,如《山东省志·大事记》 [4] 等;二是 《当代中国》系列丛书,如《当代中国的河南》 [5] 等;三是各地中共党史,如《中国共产党湖 北历史大事记(1949年5月~1978年12月)》 [6] 等;四是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如《杨尚昆日 记》 [7] 等;五是相关学术论文,如曹力铁的《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 [8] 等。
由于“四清”运动的涉及面颇大,下面用表格详细展示各省“四清”运动工作队的下派 情况。
从时间上看,工作队员的派驻情况与“四清”运动开展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参加 “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员越多,意味着“四清”运动的力度越大。1963年,各地的“四清” 运动处于试点阶段,工作队员也较少。1964年各地外派的工作队员统计最为详备,人次数相 对较多,达到132万人次,这也印证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地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贯彻与执 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四清”运动的指导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 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案),其中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 导” [9] 。各地纷纷加大了派遣工作队的力度和规模,此时期的“四清”运动开展得也最为激 烈。1965年各地外派的工作队员有增无减,尽管因资料所限,有些数据难以计入,但从下派 工作队的地点涉及面来看,应远远大于目前所统计的133万人次。这是由于1965年1月中共 中央下发新的“四清”运动指导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 “二十三条”),虽然限制了工作队的权力,提出“不要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 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但同时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点可以多搞一些”。 [10] 也即是说,“四 清”运动要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这就使得各地派出了更大规模的工作队。1966年受“文化大 革命”的影响,大多数地方没有开展新一轮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员人次数自然最少。
从地域来看,河北、四川、湖南、广东、山东等省的工作队员人次较多,都在20万人次 以上,河北、四川竟达40万人次左右。江西、甘肃、广西、辽宁等省的工作队员人次也比较 多,在10万人次以上。而青海、宁夏这些地方,本身人数较少,派出的工作队员也相对较少。
这么规模庞大的队伍分期分批派驻农村,足见中共中央对“四清”运动的重视。工作队员参加一期的“四清”运动起码需要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半年。仅从经济上看,这么多工 作队员的生活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例如,甘肃省酒泉地委根据国务院、甘肃省政府相关规 定,下发了“四清”工作队员的补助标准:农村“四清”工作队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律每人 每天一斤四两的粮票,此外还有食油供应票和副食供应票。其他诸如工作队员的生活费、原单 位的工资、公用经费等需另算。 [11] 由此看来,无论是从人力还是物力上说,国家都对“四清” 运动有着巨大的投入。
由于各方面材料所限,本文对“四清”运动中派往农村的工作队人次考据,只是一个初 步的、大概的估计。随着各方面档案材料的公布和对各地“四清”运动研究的深入,相信有 关工作队员人次的问题会越来越清楚。
[参引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97页。
[3]《中央关于农村社教干部蹲点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65年12月8日,甘肃省档案馆91-9-582。
[4]《山东省志·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当代中国的河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49年5月~1978年12月)》,湖北人民 出版社2007年版。
[7]《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
[11]《关于粮食补助、经费开支等问题的通知》,1966年3月7日,安西县档案馆,安西县四清工作团档案 号16,保管期限长期。
[责任编辑:李强]
[作者简介] 刘彦文,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00872。
① “四清”运动中,各省在不同地方都安排了至少三期的运动,有的人参加了不止一期。比如甘肃省 “第三期社教队伍中,搞过两期以上运动的有17000多人,其中有些人连续搞过三、四期。”(甘肃省委农村社 教办公室:《关于安排第四期农村社教运动的若干具体问题》,1966年8月8日,甘肃省档案馆91-9-643) 因此,为统计方便并加强准确性,这里采用“人次”而非“人数”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