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十年，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受到全面干扰和破坏， 侨务领域更是重灾区。当时，侨务机构被撤销，绝大部分侨务工作被迫中断;侨务政策被视为 “修正主义路线”而受到批判;“海外关系”成为“反动的政治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 歧视、排挤甚至打击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文革”结束后，中央十分重视侨务工作，指出“如何贯彻侨务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 并致力于清除侨务工作上的“左”倾影响，着手进行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　

　　一、批驳“海外关系复杂论”，恢复侨务机构及正确的侨务政策　

　　（一）批驳“海外关系复杂论”，对“海外关系”作出新的判断　

　　“文革”的极“左”思潮在侨务领域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就是所谓“海外关系复杂 论”。这种理论错误地认为华侨大多数生活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资本家”，是“资 产阶级”;公开宣传“海外关系”是反动的政治关系，归侨、侨眷是“反动的社会基础”。他 们给有“海外关系”的人横加罪名:把同海外亲友的书信来往说成是“里通外国”;把海外赡 家汇款诬为“特务经费”;把有“海外关系”的人同地、富、反、坏、右、特并称为“黑七 类”。在这种荒谬理论影响下，一些地区和单位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被列入“另册”，入团、 入党、参军、上学、就业、结婚都遭到歧视和排斥，极大地影响了归侨、侨眷投身祖国建设的 积极性。“海外关系复杂论”是危害华侨华人的荒谬理论之源，是恢复和发展侨务工作的最大障碍。因此，批驳“海外关系复杂论”，对华侨和“海外关系”作出正确评价，就成为侨务领 域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 

　　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明 确提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崭新论断。他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 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 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 来。这种错误说法和做法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 下了这个决心。”　 ［2］　 在人们还未解除“左”倾思想禁锢的情况下，邓小平表达的这一重要思想， 在当时的侨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批判“海外关系复杂论”，如1978年3月30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的 谈话、4月30日接见来京参观的华侨华人代表的讲话、11月9日在泰国曼谷接见华侨华人代 表的讲话等。同年11月13日，他在接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特别指出:“林彪、‘四人帮' 横行的时期，把侨务方面的政策搞得乱七八糟。在国内，不管华侨还是华人的亲属都遭到摧 残，动不动就说是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是叛国，不少人被捕入狱。华侨、华人不能到中 国探望亲属，也不能互相通信。这方面在中国国内牵涉到几千万人。”　 ［3］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前，邓小平起码有五次利用外事场合公开批判“海外关系复杂论”，并且旗帜鲜明地肯 定“海外关系”，为“海外关系”平反。 

　　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广东、 福建、广西、云南、北京、上海、天津7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国务院16个部委的代表 共61人。会议驳斥了“海外关系复杂论”，指出华侨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小商小贩等。他们是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群众，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华侨中的 资产阶级只占很少数，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资本家，他们有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压迫排挤的一面，大多数也是爱国的。华侨在国内眷属百分之九十几都是 劳动人民。归国华侨绝大部分也是劳动人民。会后，形成了《关于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的 情况报告》并上报中央。1978年1月11日，中央同意了这一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 

　　1978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三篇文章———《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 怀下，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在京举行，李先念副主席亲切接见到会同志并作重要讲话》、廖承 志的《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社论《必须重视侨务工作》，公 开对“海外关系复杂论”进行全面深入的批驳，详细阐述党和国家对“海外关系”的新认识， 在侨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广大华侨、侨眷和归侨同声欢呼，奔走相告。 

　　（二）恢复重建侨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