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和路径

马洪认为，到70年代未，我国的经济结构已陷入畸形状态，工业片面抓纲，农业片面抓粮。我国经济结构某些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商业服务业相对落后；地区搞自己自足的经济体系，部门、企业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系统。这种经济结构具有比例失调、构造松散、机制失灵、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等缺陷。对于我国来说，要建立的经济结构，应当是一个能比较充分和比较有效地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自然资源，使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特别是农、轻、重能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22]

吴树青认为，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同过去一些长远设想相比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在确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强调必须在注意提高经济效益，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第二，它明确规定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同长期以来经济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根本不同。[23]

董辅礽认为：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为指导，经济发展战略将有四个方面的转变：（1）从以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到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的转变。（2）从重点突出的发展战略到平衡发展战略的转变。（3）从闭关自守的发展战略到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转变。（4）从粗放为主的发展战略到集约为主的发展战略的转变。[24]

刘国光认为，要走出一条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在发展速度上，要实行稳中求快的方针。在经济结构上，要将“紧张型”结构，改变为“舒展型”结构。在体制上，要把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方式，从原来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经营方式，改变为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经营方式。[25]

薛暮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常常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律。二是违反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三是不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还广泛地存在着商品流通，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实行计划管理时必须认真利用价值规律。四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重视按劳分配规律，提倡“大体平均，略有差别”。[26]

王洪模提出：一是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发展重工业、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落后的老路子，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比例协调和经济效益好的新路子。二是改变“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农业合作经济的旧模式，寻找一条既保持合作经济的优点，又改善经营管理，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新模式。三是改变过去那种中央过分集权、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的城市经济的僵化体制，开创一种能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特别是企业生产积极性的城市经济的新体制。[27]

刘国光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归纳为以下几点：1、在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上，从过去常常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意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2、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问题上，从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度转变为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中心任务。3、在处理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关系上，从过去片面突出重点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为抓重点、促平衡的相对平衡发展战略。4、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从过去的一味依靠上新的建设项目的外延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多地注意通过企业的整顿、改组和技术改造来挖掘现有企业潜力的以内涵为主的发展方式。5、在物力和人力两种资源的开发上，从过去的只重视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不注意人力特别是智力的开发转变为开发物力资源和开发人力资源并重的战略。6、在对待内外关系的问题上，从过去实际上的闭关自守转变为自力更生为主并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7、适应上述转变，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从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经济形式和过分集中的、排斥市场机制的、吃大锅饭的体制转变为坚持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经营方式并存，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新体制。[28]

五、经济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体制改革

刘国光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概括为三条：1、在决策体系上，从高度集中的单一的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决策体系，改革为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多层次的决策体系。2、在调节体系上，从单一的计划调节体系改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系。3、在管理组织和方法上，从单纯用行政组织（包括部门和地方）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改变为主要用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这三个体系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总体，一种经济模式。[29]

胡绳认为，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是针对50年代后期起的2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来的，并且同从20年代后期起的60多年间以苏联为主的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各国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他有关体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缺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第一，过分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使除集中的国家权力以外的一切社会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甚至受到压抑。第二，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30]

刘国光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开始了三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是初步和探索性的，但对我国经济生活确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调动积极性搞活经济上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改革，成效尤其显著。[31]胡乔木特别肯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步作用：经济政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农业方面的生产责任制。在工业和一部分商业方面，也开始实行责任制，打破了过去把所有的城市人口包下来，吃大锅饭和铁饭碗的办法。我们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肯定了集体经济以及一部分个体经济的存在，这就使得城市经济的生活活跃了，而且也使得就业人口增加了。在商业方面，也开始向多种形式转变。产和销直接见面。地方的权力和企业的权力比以前增加了，这样无论是地方或企业，或者是个人（企业里的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增加了。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表现。[32]

宋白认为，在调整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对调整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经济体制的逐步展开，使得与僵化的旧体制紧密相连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失去了维持下去的条件，为国民经济避免发生大的比例失调，走上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创造了必要条件。[33]

王洪模说，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业劳动者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激发了公有制经济结构中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高度责任感，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多样性组合得以实现。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开始建立起一种既继承了公有制优越性又大大改革了经营管理的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34]李明星说：农村改革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旺盛的活力，创建了良性发展机制。[35]

六、对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历史评价

1、从历史纵向发展的视角作出评价。在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80年代初的经济战略转变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陈汉楚、陈诗惠认为，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对“八大”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方面党从根本上清理了“左”的指导思想，深刻系统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恢复、继承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方针；另一方面，针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断，新决策。[36]

2、从全球横向视野作出评价。刘国光认为，80年代的经济战略转变有中国特色，它既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更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新战略既注意经济增长，又不忽视人民生活；既鼓励劳动致富，又防止贫富悬殊；既对外开放并积极利用外资，又谨防陷入外债泥坑。我们提出的小康水平，也不仅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且有更丰富的内容，包括合理的充分就业、基本稳定的物价和适当的环境整备等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要求的是适度消费而不是西方的“高消费”即高浪费；我们要求有更高的精神文明和更好的安全感（低得多的犯罪率等）。[37]

3、从经济实效的角度作出评价。宋白认为：这次全面调整是在经济上的危险处于潜伏阶段，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整中有进有退，并辅之以局部的改革。在调整中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出现了某些变化。[38]王洪模认为：由于形成了比较协调的比例关系，1981年以后的四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增长12%以上的速度向前发展。[39]刘光杰认为，实行调整后的经济发展战略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更有利于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相互关系，使国民经济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得到更健康地发展。[40]

在对80年代初经济战略转变效绩充分肯定的前提下，经济学界对这次转变的历史局限性也看的十分清楚。王梦奎说，就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根本性质的转变，至今没有完成。工业盲目投入和低水平上的重复建设，依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有些方面甚至比过去还要严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且向粗放型倾斜，造成了对有限资源的浪费。[41]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党和政府预计的经济转变思路与实际中的切实贯彻还有很大距离，经济战略转变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