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及文献资料
1968年，美国学者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和弗里德里克·泰韦斯（FrederickC. Teiwes）合著了《“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一书。[2] 1975年，鲍姆出版专著《革命前奏：毛泽东、党和农民问题(1962-1966)》。[3] 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写组撰写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这是国内最早的一本研究社教运动的相关著作。90年代以后，出版了一批中共中央文献、领导人的年谱和传记，给社教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
在全部研究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1985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以下简称《注释本》），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1993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1998年出版的《刘少奇传》（以下简称《刘传》），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1990年在中国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以下简称《剑桥中国史》），1992年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上有巨大的影响。其他的绝大多数研究基本上是在学习、参考、引用这些著作的观点和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有少部分研究得出了独创性的观点。
一、关于社教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决议》没有明确讲社教运动的起因和目的的问题，但它提到了“阶级斗争”、“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三个关键概念。[4]
《注释本》认为：社教运动的开展是同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对党内意见分歧的判断，有直接联系的。”[5]
《七十年》新增加了：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李维汉所谓“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问题。[6]
《回顾》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提出：“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主席关心的一个大问题”，[7]把“四清”运动同1957年以来的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联系起来。
《刘传》对以上原因补充了若干档案材料，但没有提出新的观点。
《毛传》把重点放在了“反修防修上”，但强调：一、这是在重提阶级斗争之后；二、毛泽东在指导社教运动的同时，也在指导中苏论战，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推进。[8]
《剑桥中国史》指出，社教运动的起因是“毛认为革命同时受到了顶层和基层政治组织的反对力量的威胁。”[9]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则是另一种看法：社教运动的起因是为了“反击中国政治生活官僚主义化的尝试，要改变毛泽东主义者谴责为‘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经济政策正在造成新型的资本主义），要恢复党内和整个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觉悟。”[10]
高华认为，“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己相继出台，只是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1]伍小涛认为，“四清”运动其起因与当时社会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重大的关系，可以说，它是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相互冲突的结果。[12]翁笑冰从体制的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中国社会开始形成的政企合一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尝试，是“亚细亚”公社制度的一种变形，“四清”运动的兴起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体制性的矛盾。[13]
二、关于社教运动的起止时间
《决议》认为社教运动的起止时间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14]
《注释本》和《七十年》认为：社教运动的开始时间是1963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5]在结束时间上则没有明确，但都是用1966年春的同一个统计资料作为结束。[16]《七十年》多了一句话：社教运动“历时三年多”。[17]
《回顾》开始时间与上两书相同，但结束时间是到“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结束，历时近4年。”[18]
《刘传》开始时间说的比较模糊，也没有提结束时间。[19]
《毛传》认为，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社教运动在个别地区已经开始，只是“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20]另外，《毛传》引用了毛泽东自己的一段话：“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21]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社教运动时，在时间上与毛泽东的说法可以衔接：“我们国家在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春，先后在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2]
《剑桥中国史》认为：“农村整风的实验已于十中全会后在选定的点上进行”。[23]
另外，翁笑冰认为社教运动开始于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24]魏维钧将1963年5月杭州会议的召开作为“四清”运动的起点[25]；栗守廉、仲乙禄认为社教运动应该从1962年冬算起，1962年冬到1963年5月杭州会议的召开，为“四清”运动的准备阶段。[26]结束时间都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三、社教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演变与分歧
《决议》没有说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错误，也没有涉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
《注释本》在论述刘少奇主持修订的“后十条”时，注明是“经毛泽东批改的”，[27]然后指出：“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28]
《七十年》认为：“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作了调整，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在方法上“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都撇到一边”，“抽调大批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且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主持修订的“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做法。”[29]
《回顾》除《七十年》指出的那些方面外，还披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对刘少奇在社教中的错误进行了详细和具体的说明。[30]
《回顾》分析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原因，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31]《回顾》还提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尖锐批评，“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情况，以及陈伯达在其间所起的不好作用有关。”[32]
《刘传》有两点提法值得注意：一是根据1994年6月18日王光美在审读《刘少奇年谱》的一则回忆认为，刘少奇提出“根子在上面”的问题“也受到毛泽东的影响”。[33]二是引用的一则史料披露，在刘少奇准备修改《后十条》前，田家英曾经问过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田家英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34]
《毛传》新增加了这样几点：“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35]“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36]该书还披露，毛泽东向参加华北学习会的同志征求刘少奇16日来信的意见，大家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当场打电话给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后来研究这件事的会上，毛泽东虽最终同意文件下发，但“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37]
《剑桥中国史》认为：“毛泽东对于实施《后十条》修正草案有三点意见：第一，修正草案把抨击的目标从修正主义缩小到了贪污腐化。第二，修正草案给予干部的处罚过于严厉。第三，修正草案导致强迫公社接受庞大的工作队，而不是动员群众自己去开展运动。总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曲解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不再是宣传毛关于修正主义的看法的手段，而是已经成了相对来说粗暴地在农村党组织中重新强化纪律的一种尝试。”[38]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特别强调了运动方法上的分歧：“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强调农民应当有自己的组织，而是强调党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由上级机关纠正基层干部的错误，然后继续领导和教育群众”。[39]
对毛泽东、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原因，张素华提出了新的观点：一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搞调查研究的办法过时了。二是刘少奇在谈过去一年的社教时，肯定较少，否定较多。三是刘少奇与江渭清之争。[40]王艳元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包产到户、社教对象、运动方式方面存在分歧。[41]刘庆旻认为，一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毛泽东突出强调“政治挂帅”。二是“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将农村“四清”、城市“五反”与狠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三是从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来看，它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继续。[42]肖冬连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那么大，那么激烈，还与“一线、二线”体制有关，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就“暗下倒刘决心”。[43]刘源、何家栋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对象有不同认识。[44]
四、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决议》没有讲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注释本》则指出：“毛泽东就把注意力和斗争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这成为他后来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45]
《七十年》和《回顾》认为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性质上既有本质不同，又有联系，但都没有回答不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46]
《刘传》没有涉及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异同关系，只有两个新提法：一是在讲述“二十三条”时认为，“‘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这里，已经多少可以看出不久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二是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裂痕并未消除，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47]
《毛传》在这个问题上与《回顾》相似之处很多，在提法上有细微的区别。[48]《毛传》没有提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区别问题。
《剑桥中国史》指出：“《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严厉的，但其办法还是使整风问题保持在党内，防止大规模地利用非党群众来整顿中国共产党。”[49]《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认为，“结果证明，这是毛泽东通过现存的党和国家机构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的最后尝试。”[50]在“二十三”条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转向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无情地为文化大革命划清了战线。”[51]
翁笑冰认为，第一，是理论上的联系。第二，斗争的内容相似。第三，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动员与干部准备。[52]安山把“四清”运动与“文革”比喻为进入60年代后在中国大地上先后演出的两场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现代剧。[53]李若建认为，“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因此降低了文化大革命中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批判强度，客观上稳定了农村社会。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54]
五、对社教运动的总体评价
《决议》认为，社教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5]
《注释本》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还强调运动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进行，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的好坏的标准之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中的损失。”[56]
《七十年》比《注释本》增加了：“全国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混乱。”[57]
《回顾》进一步肯定了两点：一是认为参加运动的“几百万各级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热情，到农村、企业认真实行‘三同’，与广大贫苦农民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在运动过程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58]同时，《回顾》认为，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59]
《刘传》正面评价基本沿用了《决议》的提法，负面作用则认为是“在干部和群众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60]
《毛传）》对社教运动的正面评价综合了上述正面评价。[61]
《剑桥中国史》认为：“毛利用整风作为在社会上推行他的政治议程的手段的努力，证明只是部分地成功了。当他从1964年开始试图通过在政府和党的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以使他的政治见解能更快地被接受时，掌权的官僚机构证明它们有能力保护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力。”[62]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认为，社教运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变成了相当温和的思想教育运动。通常的结果是大规模地清洗了农村干部，而这些干部实质上最听从毛泽东要采取激进社会行动的号召。这样做无疑减少了干部队伍中的腐化现象，但是总的效果是加强了党对农村的集中控制，因而毛泽东主义者现在确信，党的组织机构是由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的。”[63]
王连生、朱根生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失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解决了党员干部作风问题，恢复和发扬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50年代的优良传统，在加强经济管理、巩固集体经济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基本上体现了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干部政策，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了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并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运动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有很多政策、步骤、措施还是有一定的实际价值的。[64]戴安林则提出，彻底否定湖南的四清运动是历史的必然结论。[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