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进展情况

　　目前系统研究“农业学大寨”的专著不多，从不同角度研究的文章不少。

　　1.主要专著。孙启泰、熊志勇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宋连生的《农业学大寨始末》，孔令贤的《大寨沧桑》；与研究大寨相关的报告文学、人物传记有，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秦怀录的《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映泉的《陈永贵传》，冯东书的《“文盲宰相”陈永贵》，谭成建的《大寨：中国名村纪实》等；在其他专著中涉及到大寨内容也比较多，比如，顾龙生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等等。

　　2.论文。有代表性的是：吴象的《“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郑谦的《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温晋生、杜晓枫的《自力更生与农业学大寨——浅论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直接动因》，张化的《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与农业整顿的要求》，张湛彬的《陈永贵和大寨的沉浮》，谭守彰的《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苗长青的《论山西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几个问题》，贺吉元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飘落》，宋连生的《艰苦奋斗、以国为怀——关于大寨典型的历史回眸》，等等。

　　3.特点

　　1964年初到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段主要是“学大寨”、“赶大寨”时期。特点主要是把大寨当作农业战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典型学习，通过媒体、宣传报道大寨事迹。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和长篇通讯《大寨之路》，1965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靠大寨精神》等，以及同期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山区的旗帜》一书。1966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间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到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主要是宣传大寨。1978年底至今，前两年主要是否定“大寨经验”和揭发大寨等的问题，以后学界开始进入研究阶段，尤其是1990年后，随着相关专著和文章逐渐发表，研究也以反思、“基本否定”说、“基本肯定”说和“一分为二”说等，把研究引向深入。这方面的情况，2004年10月，吴志军发表在《山西师大党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概况与评价》，有一个基本的反映。

　　二、一些主要的不同观点

　　1.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动的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是偶然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学习大寨精神说。顾龙生认为，60年代初，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困难境地，在没有外援或外援极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的精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大寨正是农业战线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个典型，1964年中央开始提倡大寨精神。”[1] 1964年5月10日，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时，毛泽东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在6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可见，毛泽东和党中央都把大寨视为生产典型，特别是对“自力更生”的精神表示欣赏。[2]谭首彰认为，大寨成为先进典型，有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科学种田；二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干部群众同心同德，走集体化的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说明大寨经验具有普遍推广意义，提出学大寨时主要是着眼于学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3]

　　探索农村发展模式说。张湛彬说：“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农村经验如何发展，是全党和毛泽东正着力思考的课题，要发现和树立一个成功典型，大寨正是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典型。”“这个典型必须继承战争年代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同时又切实改变了贫穷面貌，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4]程漱兰认为，这是在规范化的集体经济中寻求范例的需要，大寨的出现表明它能够比通常状况更有效地处理合作化——集体化模式孕育着的两难课题。它以自己合作化——集体化30余年的经济实绩，显示出其发展道路是既定集体化框架中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好可能，大寨典型就是集体化体制的理想境界。[5]

　　阶级斗争需要说。吴象认为，毛泽东树立大寨这面红旗，“大概因为毛泽东经过长期的选择、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体现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6]张神根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通过合作化、集体化，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狠抓阶级斗争等思路来发展农业，其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人民公社，在“文革”中则主体体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7]

　　2. “农业学大寨”与“文化大革命”

　　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普遍以“文革”爆发为界，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分成前后期，肯定前期，否定后期。

　　学者们基本上援用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报告中对大寨这个农业战线典型的肯定和精神的概括。[8]多数学者认为，要学习大寨精神，办好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大寨精神的核心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9]

　　有研究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纳入“文革”轨道，作为在农村推动“文革”的典型，开始走偏。万里指出，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周总理专门总结过几条，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是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10]学者们也指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寨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转变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样板，原来的一些好的经验也变了样。期间，大寨经验被总结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11]林蕴晖等指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文革”以后，“大寨成为执行‘左’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12]

　　也有学者在研究中对“文革”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谭首彰提出，农业学大寨运动因“文革”的原因走入歧途，“但由于毛泽东赞成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倾错误进行纠正，从而使得‘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逐步回到促进农业生产方面来。”[13]吴象则认为，1970年的北方农业会议，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新起点。普及大寨县，强调阶级斗争，“使广大农村变成了斗私批修的大学校、大战场，天天大批判，处处搞斗争，造成了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14]

　　3.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价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的批语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客观评价。报告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15]

　　基本否定说。孙启泰、熊志勇说，他们“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用犀利的笔触挑开了这一极‘左’路线下‘穷过渡’典型的面纱，探索了大寨昔阳在狂乱中被推上神坛的轨迹，撕碎了这个荒诞的梦魇，还事物的本来面目。”吴象认为，大寨模式不仅同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而且意味着农民的血泪和灾难。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已经是二等公民，经过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想当二等公民也不可得了。[16]肖冬连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出一条出路，而且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中央83号文件（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转发，不只是对大寨的盖棺定论，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17]

　　既肯定成绩也否定错误，同时又有区别。一种是传统“一分为二”的说法，也是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以周德中的观点为例，他认为，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变山村面貌的先进典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要肯定三方面：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随便向国家伸手；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要否定的内容是，扩大化地搞阶级斗争，脱离实际地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限制农民搞家庭事业和发展集市贸易等。[18]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要农业学大寨运动放在整个党领导农业发展的长期的实践中考察，其肯定的成分就比较明显。程漱兰认为，“对传统体制下任何发展生产的努力，都不能鄙弃如帚，因为，正是这种努力，才发挥了旧模式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从而使新体制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趋于成熟，才促成了新旧转换”。“更确切地说，陈永贵和全体农民‘苦行僧’式的努力和贡献，是今天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19]

　　谭首彰说，毛泽东希望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然而，毛泽东更深层的思想是要把农业学大寨运动与他的发展我国农业的基本构想结合起来，实现他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其基本构想主要包括：一是按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规律办事；二是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三是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倡导科学种田；四是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五是要从物质利益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六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改造自然的斗争。这个基本构想的核心，是强调农民个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由此而论，农业学大寨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它实质上是毛泽东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发动的一场“农民运动。”在具体到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评价上，文章认为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应当充分肯定。一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二是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和保证党的农业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20]

　　三、其他

　　1.对大寨积极探索农业增产的方式的评价

　　宋连生认为，大寨曾以粮食的稳产高产著称于全国，但它的自然环境原本很差。大寨人用10年时间进行了治理，通过桔杆还田、改善土壤等办法，提高了蓄水保墒能力。大寨人还积极探索粮食增产的办法，通过大量实践，形成“四不专种”、“三不空”，年年摸索、试验“新套套”的科学种田。大寨粮食亩产1970年就突破了千斤大关，以后又连年超过千斤。[21]谭首彰也提出，“陈永贵在实践中进行的14项主要的科学实验以及积极采用一整套农业新技术、对大寨、昔阳的粮食增产起了重要作用。[22]

　　孙启泰、熊志勇则认为，大寨从1968年起，每年冬春季节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修山改土，年年都有‘新套套’。今年是搞‘海绵田’，明年是‘开肠剥肚重建大寨田’，后年又上‘人造小平原’，花样不断翻新，目的是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防止他们想入非非。”[23]

　　2.关于昔阳干部满天下的说法

　　目前出版的一些有关著作和文章中讲到，陈永贵有句名言：“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昔阳干部遍山西，甚至遍全国的不正常现象”，其中主要的事例就是昔阳干部到黑龙江省任职的干部。

　　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李力安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笔者就这一问题对李老进行了采访。李力安同志回忆，1978年X月，李先念、陈永贵等同志到黑龙江考察，他接待并全程陪同。在到地市考察途中，陈永贵同志在车里看到靠近公路田里的庄稼中有草，便问，力安同志，你们这是种的庄稼还是草。李力安同志知道陈永贵对田间管理不满意，但还是回答了种的是庄稼。陈永贵说，我看是草苗兼种，以草为主。李力安同志说，他明白陈永贵是批评他们管理的不好，便没有再解释。第二天，李先念、陈永贵同志到了到主要产粮区考察。陈永贵看到一望无际的粮田很兴奋，忽然问，力安同志，这么大的庄稼地，种粮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力安指着很远的小房子说，永贵同志你仔细看，那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回到驻地座谈，陈永贵说，力安同志，我昨天的话说错了，你们管理的很好，连离种田的人住地那么远的地方你们都种上了庄稼，你们的地真大。李力安同志介绍说，黑龙江省还有很多荒地，我们地多得很。李先念同志接话说，既然你们有地，力安同志你们隔出些地，永贵同志从昔阳选些干部来管理。陈永贵同志讲，不行，我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地。李力安同志说，我们欢迎。回到北京不久，中央就从山西抽了4位同志到黑龙江工作。原计划安排是：一个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一个地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书记。具体安排时，考虑到他们没有管理过大农业，就没有安排正职，也没有安排到县一级。具体情况是：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王金籽到黑龙江省委任副书记，山西寿阳县委书记范喜凤任黑龙江嫩江地委副书记，寿阳县委副书记李艾虎任合江地委副书记，原计划担任公社书记的张秋颖是一位教师，考虑到生活等方面不便，就安排在省里担任文秘工作。李力安同志回忆，这几位干部在黑龙江工作时间不长，第二年山西就把他们调回去了，听说是查他们的问题。工作期间，这4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特别是李艾虎，一心扑在工作上，而且也有思路，当时合江地委、包括省委都极力想留下来。这就是当时山西大寨干部到黑龙江工作的情况，是中央的决定，不能说是陈永贵个人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