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为了便于广大学者对反右派斗争研究状况有一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进而将此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笔者拟对反右派斗争的研究做一简要述评。

　　一、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研究状况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研究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发生而开始的。1957年至1958年大陆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关反右派斗争的学习资料、著作和文章。此后二十余年间，大陆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在这段时间的海外却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如1958年陈权编写的《“鸣放”选萃》（第一、二册）和中国人民227鸣放反共革命联合会出版部编写的《鸣放反革命实录史》、1959年查尔默斯·约翰逊著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阶级的政策》（《Communist policies toward the intellectual class》）、1960年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1960年陈锡恩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1966年展望杂志编写的《鸣放回忆》等。从总体上看，对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学术研究，始自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此后，海内外对反右派斗争的研究才获得较大的进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理和公布了部分史料，出版了一些反右派斗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传记。整理和公布的史料有：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等。出版的回忆录、传记有：李立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吴冷西的《忆毛泽东》、汪国训的《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牛汉等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

　　第二，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如赵社民的《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和教训》和《反右派运动与阶级斗争扩大化》、宋茂戈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齐卫平的《1957年整风运动的两个指示及其反右派斗争发生的原因》、胡尚元的《对1957年反右派的两个问题的再认识》、张智新的《中国共产党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评价历程》和王东的《反右派斗争理论之反思》等。

　　第三，出版了一些基层反右派斗争和不同领域反右派斗争的研究成果：湖南省慈利县中央党史联络组、慈利县史志办公室编辑的《五十年回首》、吴忠礼的《宁夏的反右派斗争》、浦玉生的《盐城地区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和涂天向、刘桂芳的《武汉市反右派运动始末》、杜光的《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吴继金的《反右派斗争中的美术界》、李锐的《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朱正的《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和黎白的《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派运动》等。

　　第四，出版和翻译了一些反右派斗争的相关论著。国内出版的相关论著有：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和《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地的《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和《一九五七年的中国》、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华民著的《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和丁抒的《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等。翻译的相关著作有：（英）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美）莫里斯·梅斯纳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起源（1956——1957）》（第1、2卷）等（《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2》）。

　　二、关于反右派斗争研究的主要内容

　　1．关于整风与反右派的关系。

　　整风与反右的关系是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上，即整风是否为了反右。

　　一种观点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反右，并认为这是一场“阴谋”。持这种观点以海外华人学者丁抒为代表。[①]其后几十年，“阴谋”论这一类观点，又在1998年后陆续出版的一些当年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回忆录里占了主流，如吴祖光的《从“1957”年说起》、李慎之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胡平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和徐铸成的《“阴谋”——1957》等

　　一种观点是认为整风和反右派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整风和反右是两件事。这一观点以中共党人李维汉为代表。他回忆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②]大陆的大部分学者都坚持这一观点。

　　朱地虽然也认为“开门整风与反右派运动是两种在目标、方法上都完全不相同的事件”，但他对整风的初衷解释不同。他认为，1957年开门整风，是在全国执政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扩展这条‘民主之路’而进行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活动。”[③]。

　　第三种观点认为，整风的初衷不是为了反右，但整风过程中确有反右的内容。孙其明认为将“引蛇出洞”作为主要目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既非一开始就确定了的，也不完全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④]

　　2．关于整风转向反右。

　　有的论者认为，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整风运动的主题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呢？

　　《决议》指出：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⑥]。这就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发生。

　　孙其明认为，从整风转向反右发生在1957年5月中旬，其根本原因在于，整风鸣放中社会各界对党的缺点错误提出的尖锐批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化诉求，民主党派中活跃分子基于参政的欲望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改变整风的初衷，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造反”的论断，并下决心开展反右运动。[⑦]

　　朱正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国内外许多矛盾交叉的必然结局。”这其中包括苏联体制的惯性、列宁关于非无产阶级只能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而不能分掌政权的论断、毛泽东的思想中早就有的改造民主党派的想法、赫鲁晓夫对“双百”方针的不赞成态度以及某些右派分子的过激言论。而不单单是所谓“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⑧]朱地认为，毛泽东担心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将走上“第三条道路”，以摆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统一，维持正常的学习、工作秩序，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⑨]

　　默尔·戈德曼认为：在整风运动中，“政策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是由于连续的经济困难所致，共产党政权把这些困难主要归于知识分子批评的有害影响，因为他们的批评消弱了谋求经济发展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热情。[⑩]金春明教授在《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文中认为用“经济原因”解释“转向”过于牵强，显得苍白无力。

　　3．关于反右扩大化的原因

　　李维汉认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研究；第二，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第三，毛泽东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起来，发展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党内民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了损害。[11]薄一波也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由此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进行反击。而这样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一起来，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第二，明确具体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晚了；第三，不应把整风和“肃反”弄在一起。把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捆在一起来搞，斗争的锋芒自然就对准了党内外的“右派”。[12]

　　不少研究者认为，策略的失误也是产生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如提出“引蛇出洞”、“钓鱼”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都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3]。王德新认为，法制的不健全以及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也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14]沉扬认为，在整风过程中，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批评意见的相当部分，是指向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这种批评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因此更深刻的原因应从经济生活，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寻找。[15]朱地认为，在决定反右后，党内对开门整风方针有抵触情绪的干部，他们一旦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央的的反击意图，理所当然地要推波助燃，积极地将各种鸣放形式转化为“引蛇出洞”的手段，由此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二是为即将发起的反右派斗争制造了更多的目标。这就形成恶性循环：整风主题的转变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斗争的结果为反右派策提供了依据，因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深入以至于严重扩大化。[16]赵社民认为，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原因之外，运动中所采用的‘指标现象’，这种不科学的政治工作方式也是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17]

　　还有的论者认为，1936年，斯大林曾根据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可是他并没有估计到苏联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在遇到反对派的时候，就又简单地认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导致了肃反的扩大化。我国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也有点类似。[18]其深层原因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面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在思想理论方面准备不足。[19]

　　师春苗认为，美国对华实行强硬外交政策、和平演变战略和对华的敌视政策，激起了中共的危机感和赶超意识，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了冒进倾向，思想上出现了“左”倾，错把许多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当作亲美反华的右派分子和美国在华的“个人民主者”加以批斗，把某些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提出异议的爱国人士当作右派加以批判，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20]

　　4．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和沉痛教训

　　（1）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21]邓小平认为：“扩大化的错误在于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22]

　　学术界不少学者也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做了研究，除以上观点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理论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改变了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即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这样就为后来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即把整个社会主义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伏笔。[23]在政治上，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20年中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的历史[24]。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折与断裂。这一严重的后果首先经由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而凸现出来。此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削弱，个人崇拜日渐盛行。这些日益扭曲和变形的政治生活的不断积聚和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危机的总爆发[25]。同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和政策的改变，破坏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26]在经济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影响到经济建设，成为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主要动因。[27]在思想上，助长了不实事求是、“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等不良风气，促使“左”的思想情绪在党内的滋生蔓延[28]，最终导致了在政治路线上和思想路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在心理上，反右派斗争中所运用的对敌斗争的策略，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愿讲真话；反右派斗争由思想教育转化为一场阶级斗争，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能讲真话；反右派斗争中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从而导致“思想封闭症”的发生[29]，使许多知识分子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认为，“祸从口出”，“强打出头鸟”。[30]

　　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1957年秋的反右运动，不仅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事情发生的种种变化，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中苏关系，涉及毛泽东的理论兴趣和政治思考的各个方面。”[31]英国学者纳拉纳拉扬·达斯考察了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的直接影响，他认为：“党的领导还认识到，更加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有利于保持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人民大众的参与性这一特征。正是在‘争鸣’过程中产生的这两种认识，促成了随后的大跃进和公社化那样的激进运动。”[32]美国学者默尔·戈德曼进一步研究了反右派斗争对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反右运动标志着毛泽东放弃了把知识分子作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的想法，他越来越关注作为下一代领袖的学生的革命觉悟还不够高的情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