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根据对研究活动及成果发布情况的统计分析，笔者认为，从70年代至今，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4个时期：70年代中期到1985年为起步期，1986～1994年为发展期，1995～1999年为高潮期，2000年以来为深化期。每一时期的研究活动都有不同的特点。检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众多研究成果，研究和争鸣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

　　一、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

　　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颇为复杂，研究者一般都承认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基本动因的解释上，则各执一词，有的强调经济动因，有的强调政治动因。所谓经济动因就是从就业压力角度入手，分析劳动就业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内部矛盾。而政治动因则侧重从“反修防修”的时代因素，结束桀骜不驯的红卫兵运动的现实需要等方面进行探讨。强调经济原因的多着眼于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强调政治原因的多着眼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崔禄春提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解决城镇就业困难问题，在农村及边远山区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这“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基本不含政治动因。”[1]著名“知青”学者刘小萌认为，“经济的原因应是主导的，政治的原因是次要的”。虽然，运动在1968年勃然而兴时又加入了“文革”这一新因素，但“在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个人动机不会公开表露出来，而是被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裹的严严实实”，所以，“经济因素依旧在起作用。”[2]关海庭也认为：设法将由国家统统包下来的城市里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国家包不下来的乡村转移，这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经济背景。[3]

　　米鹤都则指出，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就显然有所偏颇。其所以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其政治原因应当说要更加浓厚一些。这里，米鹤都主要指的是毛泽东的诸多政治考虑。此外，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与当时中苏交恶、边境摩擦频仍的外部环境也有关系。[4]关海庭也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宣传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以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5]柳建辉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估计，导致在主观上认为需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以培养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片面强调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因素。”[6]

　　杨久梅从多个方面分析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1)60年代末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就业压力的困扰和红卫兵所造成的社会混乱是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现实原因。(2)上山下乡运动从一项应急措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主要是依据了下述理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青年学生必须接受“再教育”；农业为基础。(3)运动能顺利发动，与当时政治决策机制的某些弊端和社会政治氛围大有关系。[7]

　　总体上看，很多学者都以“文革”为界，采用政治经济两因综合说解释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笔者同意米鹤都的看法：在其出现和成势阶段，总体看来似乎是以经济因素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表现在：规模不大，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城市；几乎所有上山下乡者是主动报名参加的；他们的政治定位还是与工农近乎平等的相结合。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后，运动产生了很大变化。其特点表现在：全国迅速出现全民动员上山下乡的高潮；原本并没有想要上山下乡的多数人成为了主力军；他们的政治定位是接受再教育。而且，“扎根一辈子”更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持续长达十年之久。[8]

　　近年来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危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此举可以借鉴。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从此，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在全国各地奏响。[9]笔者认为，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初也许是从苏联开垦荒地的做法受到了启发，但从根本上讲，毛泽东的政治考虑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大部分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视作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动机，但法国汉学家潘鸣啸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中共领导人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标有短期和长期的区别。[10]

　　二、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分期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分期问题上，学界意见不一，有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甚至五阶段说。

　　1．两阶段说。其主要意见就是把运动分为“稳定顺利的前期”和“动荡曲折的后期”。但对于两阶段的界线却有争议，凡是将整个过程统称运动的人皆把“文革”作为分界点：运动的前十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年代的产儿，后十年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结果。有的研究者则严格区分运动与非运动，坚持以1968年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为界进行前后划分，即“1955～1968年开始和发展时期，1969～1980年蜕变和衰落时期。”[11]

　　2．三阶段说。它最早可能来自于1981年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中将上山下乡25年史划分为3个阶段。1955～1966年的第一阶段属于试验阶段，工作开展基本正常；第二阶段从1966～1978年，受“左”的影响，问题最多；第三阶段从1978年底至1980年，政策调整，将上山下乡纳入劳动就业轨道。随后，有一部分学者对三段划分表示赞同，但在具体分界年份上仍有出入。

　　3．四阶段说。这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划分法。柳建辉在方奕“三阶段说”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分期的划分必须注意历史大背景与小背景的关系，即知青研究须放在当代中国史的大背景与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历史小背景中；划分必须区分运动与非运动阶段的界限；划分可采用大分期与小分期的划分法。按此标准，他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划分为四阶段: 1955～1962年为试验阶段；1962～1968年12月为有计划展开阶段；1968年12月 22日至1978年10月为上山下乡运动阶段； 1978年10月至1981年为运动的结束阶段。[12]

　　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依照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将知青上山下乡划分为四个阶段: 1955～1961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 1962～1966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阶段； 1967～1977 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运动阶段； 1978～1981年为国家调整政策，逐步缩小和结束上山下乡阶段。顾洪章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划分充分吸取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既注意到了以“文革”为大界限，又注意到了1962年这个特殊的界限，笔者倾向于同意他的划分法。

　　三、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的原因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不久，各地便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的高潮，近千万知青的返城。这其中同样也参揉着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动因。

　　政治动因：(1)林彪事件爆发后，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13]；(2)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不再将返城风暴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4]；(3)在思想解放的同时，国家高层在具体措施上开始进行调整，以争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于是，升学、招工、参军、病退和困退成为大量知青借用的返城手段，这“对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15]

　　经济动因包括两方面内容：(1)由国营农场经营不景气造成的亏损严重、人浮于事的状况使得农村、边疆贫穷、落后的程度超出了知青总的承受力；(2)70年代末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和城市产业布局的扩大，带来了对新生劳动力需求的增加。[16]

　　文化动因则是指知青从小构塑的文化梦与毛泽东及其社会舆论所渲染的文化理论之间的固有差距加速了政治因素变化，促使知青对农村文化的离心倾向更趋明显。“文革”结束，高考恢复，知青从“新”文化价值观撤出，重新认同了“旧”文化价值观。在此意义上，返城风潮也可看做是“知青从农村文化圈中撤出回归城市文化圈。”[17]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认为，是“社会的抵制力量引致实事求是的政府让步”。1978年以后各地知青掀起“返城风”是社会抵制的集中体现。有两个因素促成这种抵制发生效力：一是时势造成的，1978年底中共务实派领导人的地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确定。新领导人批评了“文革”并为“文革”受害者平反。在这种环境下，知青公开表示不满比较容易被接受。二是长期性的，新的领导要把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就要重新建立社会对党的信心，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顺应民心，最终放弃了上山下乡政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