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时，应当把“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区分开来，对后者可以基本否定，但对前者应当基本肯定。张化指出，50年代出现的知青上山下乡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其根本出发点是解决就业问题，对这一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积极作用应肯定，而且其消极作用也未明显暴露出来。而“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动。它成了“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上升为一场运动。在指导思想上，运动完全处在“文革”极左路线统治下，其意义被肆意拔高，片面强调接受“再教育”，将运动说成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使运动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19]崔禄春也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指导思想、下乡方式、工作方式及规模上，都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存在质的差别，二者应区分开来。“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后期带有了一些政治色彩，但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健康的”。[20]

　  另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具体的运行机制上，都有其明显延续性的，因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当时国家的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都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正是当时各种政策失误的产物”。[21]持此观点的还有刘小萌等人。刘小萌指出:60年代初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上山下乡，其直接原因是三年“大跃进”“左”倾冒进一误再误造成的恶果，以至城市青年在升学就业上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从发动上山下乡的前提讲，是不值得肯定的”。“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虽较“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问题少一些，但是知青日常生活不能自给、受歧视、女知青受侮辱、政治上受迫害、文化生活贫乏，以及大多数知青因充当简单劳动力对前途失去信心等问题，在“文革”前均难以解决，实际上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无法解脱的矛盾。且在下乡的青年学生中，有许多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基本上被剥夺了升学高考的资格。[22]他们因而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一部辉煌史、业绩史，而是凝结了不止一代人的血泪”。“文革”前下乡知青一代人所负载的，比“老三届”人更为沉重。[23]

　　笔者以为，“文革” 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具有相通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但二者在规模和影响等方面还是有显著差别的，不应当等同看待，在评价时应当有所区别。

　　除此以外，笔者认为，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时，还应当把运动本身的失误与运动带来的客观效果区别开来，既不要因为运动本身的失误而否认运动客观上也有积极的效果，也不要因为运动客观上有积极的效果而对运动本身的失误视而不见。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评价时，研究者之间出现分歧，基本上都与此有关。总的来看，上山下乡运动“过大于功”，它所起的积极作用不足以弥补对国家、社会、特别是知青所造成的损失。

　　五、多角度、跨学科的探索

　　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错综复杂的变迁相伴始终，要理清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必须借助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角度、跨学科的互补研究。十年来，人们已经开始了在这方面的大胆尝试和全新突破。

　　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上山下乡并非是“文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上山下乡仍会继续搞下去。因为“知青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意识，农村、山区、边疆最需要的就是这些。”[24]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它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围，上升为一场政治运动。[25]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持后一种看法。

　　研究者也注意到上山下乡和“大跃进”运动的关联。他们发现，“大跃进”的兴衰、“知青运动”的起伏显现着有趣的反向振荡态势。1955年，为解决城镇就业困难，上山下乡拉开帷幕。1958年“大跃进”运动骤起，在国民经济发展基础上，知青下乡工作也基本停顿下来。“大跃进”失败后，知青运动又被提上议程。有学者认为，“大跃进”失败后，中央开始重视农业。“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就是企图通过让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改造农村来加快农村社会变革的脚步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26]

　　上山下乡运动与红卫兵运动的关系也受到人们的关注。李向东指出：1968年9月，随着“文革”夺权阶段的结束，红卫兵的历史任务也终结了。毛泽东让他们复课闹革命，以使整个局势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可他们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毛泽东对红卫兵一代人的失望之情导致“再教育”理论的产生，他清楚地认识到，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忠实可靠力量，不是红卫兵，而是工农兵。于是，原来的红卫兵便成了上山下乡的主力军，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27]

　　西方学者中流行着一种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将俄国民粹主义的农民观与毛泽东的农民观等同起来，上山下乡运动似乎也就成为毛泽东民粹派思想“潜流”的产物。郑以灵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农民观指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为了缓解城市压力，将青年就业出路导向农村。只不过，这是一场不成功的社会实验。[28]

　　葛剑雄提出，应当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可以从人口地理、移民史的方向加以研究。如迁移的出发地和迁入地、迁移的原因（推力和拉力）、迁移的数量、迁移的方法和路线、再迁移或定居的过程、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等。[29]

　　20世纪末，很多大学生响应国家开发西部的号召，志愿到西部去，到农村去，出现了新的上山下乡现象。胡守钧将“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现在的上山下乡现象做了一个比较，指出:两者虽然从形式上很类似，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如都是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去的青年也或多或少地具有想使国家富强的理想，但是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宏观上来看，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处于政治原因而强制推行的，现在的上山下乡是一种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产物。重要的是，它不是强迫的，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从微观上来看，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带给农民的负担远远大于正面的影响。而现在的上山下乡负面影响则很小，他们带来的先进地区的技术和观念正一点点地影响着当地。[30]

　　与胡守钧的纵向比较研究不同，倪乐雄将上山下乡运动与中世纪西欧的“十字军”运动作横向比较，从世界史的视野中观察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知青群体的实践，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和意义是在精神领域。上山下乡虽以奔赴边疆农村的外在形式表现，却在心理上实实在在的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这是上山下乡的本质。”[31]还有人收集资料，专题介绍国外的“上山下乡”运动。[32]尽管非常简略，但这方面的研究今后还应继续深化。

　　（作者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