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历史作用

　　尽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坊间还是流传一种说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并不知晓这个行动。吴德的文章、张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提供了翔实的史实，澄清了不实的说法。（1）华国锋任代总理后即到李先念家探望，说现在同“四人帮”斗争这样尖锐和复杂，是不是不离开北京，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李听了之后，决定不去外地了。“四五”运动后，李先念一面养病，一面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保持并加强同华国锋、陈锡联等国务院领导人的联系，热心支持他们的工作。（2）9月10日或11日，华国锋最早同李先念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同叶剑英沟通。李先念受华委托去西山同叶交谈，取得一致看法。（3）9月16日，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会议，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参加。华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4）9月26日或27日，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谈话，对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吴德的回忆，他当时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李先念反问他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17]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分析、估计了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认识到 “十大”时 “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投票解决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18]在这个问题上，李先念是起了作用的。（5）9月30日，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商谈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6）10月4日，“四人帮”策划《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华国锋决定10月6号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完全同意。”李先念也曾说过，10月4日，华国锋吴德他们一起看电影时，讨论研究的一致意见是在6日动手解决“四人帮”。[19]当然，李先念主要参与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策阶段的工作，具体行动的组织部署他没有参加。对此，吴德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也做了说明。

　　4．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历史作用

　　在以往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著述中，对汪东兴在整个事件中的行动轻描淡写，提得不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重视对他的研究，认为汪东兴参与了事情的全过程，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起了重要作用。

　　肖思科在《是谁发起、决策并参与逮捕“四人帮”》[20]中指出：汪东兴是抓捕“四人帮”行动的关键。汪东兴是中办主任，毛泽东在世时，已将他吸纳到政治局。同时，他还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许多材料表明，汪东兴与江青之间矛盾较深。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便自然、本能地站在了华国锋和老同志一边。

　　根据武健华的回忆，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叶剑英到了福建厅跟汪东兴交换了对“四人帮”的看法，汪东兴表示从来没有怕过江青他们。后来，汪东兴始终保持着与华国锋的经常性联络和对“四人帮”的全程监控。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住地。华国锋要求汪先提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根据武健华的回忆，在汪东兴去华国锋住地之前，叶帅和他已经讨论了一下午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送走叶帅后，汪让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汪东兴办公室开会。汪让他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他从华国锋那回来后，再详细讨论。关于这个方案，汪东兴开始考虑的是三项工作：一是以什么理由和形式抓捕；二是派哪些人负责抓捕和抓捕后放在何处；三是抓捕之后以什么形式、方式昭告天下。经过讨论，汪东兴等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吸引“四人帮”参加。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此后，汪东兴具体负责了抓捕“四人帮”的各项具体环节。他组织了一支中央信得过的抓捕队伍；他筹备了抓捕“四人帮”后召开的一个特殊的在京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领导核心，并在稳定全国中做出了努力。[21]

　　吴德的文章说：“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这些同志做了贡献。”[22]韩钢在《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汪东兴起的作用，远不止是组织人去逮捕“四人帮”这个具体行动。粉碎“四人帮”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倘若没有汪的赞成和支持，几乎不能成功。从已经披露的史实看，从一开始酝酿直到正式采取行动，汪东兴参与了事情的全过程，而且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23]

　　三、关于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随着一些参与这一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的回忆逐步公开，也使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过程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武健华的长篇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吴德的文章《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邬吉成的回忆《我参与逮捕“四人帮”的经过》较有价值。这其中，最有权威的是实际主办其事汪东兴于1984年6月15日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志谈的经过，金春明在《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24]一文中，作了详细摘录，使我们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时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的回忆则详述了关于抓捕“四人帮”当夜，即1976年10月6日晚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的情况。[25]会上，华国锋宣布 “四人帮”已被拘捕，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彻底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哪些决策与行动呢？程中原的文章《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1976年：从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介绍了以下一些情况。在解决“四人帮”之前，叶剑英、华国锋已布置东海舰队从海上监视，驻镇江的60军向无锡、驻浙江的1军向上海“拉练”，从西、南两面形成钳制上海之势。在10月6日解决“四人帮”之后，立即在7日把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召到北京，随后又通过马天水把徐景贤、王秀珍召到北京，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势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同时，中共中央委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一批领导干部到上海，控制局势。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宣布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26]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工商大学社科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