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发动反革命政变、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乘飞机叛逃国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该事件对党、国家与人民军队，对中外关系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其起因、过程及其影响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一、“九一三”事件对党和国家的影响

　　林彪作为被写入“九大”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叛逃无疑对党和国家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一三”事件使党和国家面临严峻形势

　　研究者通过分析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活动记录，指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党和国家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鉴于此，党中央采取了很多应急措施，最大限度减小了社会震动，保证了党和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邵一海指出当总理接到林彪乘坐的飞机已逃出国境的报告时，首先考虑的是要做好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准备。“在这严峻的时刻，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1]周总理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分析了形势并作出了比较严密的部署，“实际上就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2]在短期保密的前提下，采取逐级传达通知的方式，使事件对社会的震动降到了最低点。莽东鸿的《“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分析了林彪事件从中央到地方广大群众的流传过程，在此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听说林彪事件后的不同反应：一种是非常震惊，简直不相信，另一种是震惊之后无比兴奋。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动荡，党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关于‘九一三’事件情况的传达，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3]郑谦、张化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指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到基层，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较系统、深刻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尽管这些材料免不了一些牵强、不实之处，在认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大乱初定、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稳定的时候，这一措施对于统一认识、安定人心、稳定形势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二) “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学者们普遍认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这一事件最终促使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开始冷静思考并逐步清醒，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胡绳在叙述“九一三”事件的影响时写到：“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卖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这就“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4]周敬青认为：“林彪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重新审视，对一些过激做法加以更正。”[5]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认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多次做自我批评，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正“左”倾错误，但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党和国家的调整举措，表明毛泽东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并开始初步纠正文革的错误。

　　如上所述，“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反思是具体的，没有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没能揭示林彪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没有从事件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运动的方向，从而结束这场灾难。主要表现在：第一，当1972年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林彪集团极左思潮问题上产生分歧时，由于毛泽东的不正确“裁决”，由批林彪极“左”思潮改为批林彪极右思潮。第二，当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层层深入，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候，便成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事情，于1976年4月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胡绳指出，晚年毛泽东始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反帝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因此“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因此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后政治局势又出现大的反复。”[6]刘志青则认为：“江青等人对‘批林整风’进行干扰破坏，坚持批判林彪的所谓‘极右’，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并由批林转而批孔，直至批周恩来，从根本上改变了运动的方向。毛泽东不仅没有从林彪事件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结束这场灾难，反而使江青等野心家继续在党和国家事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严峻的考验。”[7]这种认识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对毛泽东不能整体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还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源于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及其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

　　（三）“九一三”事件促使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

　　一些论者认为，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政治架构开始破旧立新。周总理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整顿，将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左”倾思潮，落实干部政策，进行经济调整，努力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到1972年形成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高潮，给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气象。郑谦、张化所著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此有比较详细深入的论述。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加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职能；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一批被林彪打倒的干部开始复出并逐步掌握了重要部门的权力，林彪集团及其党羽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在毛泽东的关注下，人民公社认真处理积累和消费分配的关系、多种经营合法化、工业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外交政策开始向积极方面发展。但是，这些具体调整由于“四人帮”的反扑和毛泽东对文革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后来被迫中止，国家政策又有反复，“左”倾错误又有所滋长。

　　二、“九一三”事件对人民军队的影响

　　学者们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提出 “突出政治”等“左”倾错误观点,使军队各项工作严重地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此外，他还以各种名义广泛培植亲信，排挤迫害军队高级干部，使军队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九一三”事件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部队开始了各个方面的整顿工作，部队建设开始走上正轨，枪指挥党的现象得到扭转，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全军广泛开展揭批活动，肃清了林彪集团流毒

　　“九一三”事件后，从批判肃清林彪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入手，全军开展了广泛的揭批活动，进行了有步骤的清查工作，并对军队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此也有详细论述，刘志青从军队揭批运动的背景、过程、效果以及不足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评述。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如下：（1）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加强了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2）军队系统的林彪集团揭批工作和平凡昭雪工作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具体组织下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经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基本实现了年轻化。”[8]（3）“九一三”事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的“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活动， “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9]但是，刘志青认为：“由于对林彪集团的揭批仍然沿袭形而上学的方法，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不能揭示林彪集团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把很多不属于林彪集团或者不应当批判的东西一起批判了，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那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无所适从和混乱。”[10]

　　（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的关系得到调整

　　刘志青在《“九一三”事件后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恢复》中凭借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九一三”事件后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恢复，特别对军事训练方针、组织、效果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后，林彪一伙推行“突出政治”，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内容和时间大为减少，官兵军事素质严重下降。“九一三” 事件之后，阻碍军事训练的禁锢开始打破，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成为共识，从而掀起了练兵热潮。到1974年底军事训练取得显著成效，为1975年军队整顿奠定了基础。许多论者一致认为，这是“九一三”事件后部队建设出现的转机，是一种新气象。

　　（三）初步整顿国防工业，取得了一定成绩

　　研究者们认为，“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混乱、领导班子不团结、产品质量差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整顿。刘志青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依靠各级干部、国防科研人员、生产战线的工人、担负试验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排除‘左’倾错误的破坏和干扰,认真查找问题, 制定整改措施, 进行坚决的清理和整顿,不仅稳定了工作秩序,保证了国防工业科研、试验、生产的正常进行, 而且也为1975 年的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