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党内宗派，这一集团的形成、存在和覆亡又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整个共和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一集团历史进行研究分析,对了解“文化大革命”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仅仅从纯学术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对林彪集团的研究有规模，少深入。目前在国内，除了少数的学者曾经对这一课题作过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外，多数论著都浮在面上。

　　造成这种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宣传纪律。国内从事宣传和研究党史的绝大多数工作者都严格和自觉地遵守宣传纪律，在涉及党史的重大敏感问题上，不经允许，不随便发表个人的学术观点。林彪一案是“文化大革命”中搞的，公布的材料可信程度受到质疑。但是，在中央没有做出重新调查的指示之前，深入的研究容易同宣传纪律发生矛盾。因而从遵守纪律的角度考虑，这一领域目前还不便于展开深入的研究。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史料基础，没有史料就谈不上研究。虽然这些年私人回忆录和采访纪实一类的作品出了许多，但一直鲜有新的档案材料支持，对林彪集团的研究让人多少有些“无米之炊”的感觉。

　　针对林彪问题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就数量上而言，并不算太少。从学知网上查询，自1979年到2006年，全国各期刊发表的有关林彪问题的文章共有170余篇，没有被该网收录的重要论文还有一些。国内出版的相关图书有30余种，至于海外出版的论著，由于资料来源有限，难以作出统计。这些文章和书籍就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七大类：

　　第一类为领袖人物的年谱和传记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版的年谱和传记中有许多与林彪事件有关的记载。具有代表性的有《毛泽东传》下[①]、《周恩来传》4[②]、《周恩来年谱》下[③]。领袖人物的传记和年谱在编辑和出版的过程中都经过严格的把关，这类作品的可信度等同于档案，史料价值很高。

　　第二类为党的重要领导人和高级将领撰写的回忆录

　　党的重要领导人和高级将领撰写的回忆录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比较有影响的有汪东兴的《毛泽东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④]（以下简称“汪著”）、《聂荣臻回忆录》中《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李德生的《李德生回忆录》的相关章节、吴德的《庐山会议与林彪事件》[⑤]、张耀祠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⑥]、王海的《我的战斗生涯》[⑦],还有通过口述整理成文的原空军政委高厚良的《“9.13”事件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等。

　　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以亲身的经历和各自的视角对林彪本人和林彪事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对人们了解林彪这个人物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因为各自的回忆均为主观视角，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例如汪东兴的《毛泽东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在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引起了争鸣。熊向晖撰文指出：“在认真阅读之后，我感到‘汪著’中有需要探讨之处，本文提出其中之一。”熊向晖1971年时任总参二部副部长，向毛泽东汇报过总参批陈整风的情况。他提出质疑的地方主要是围绕着“汪著”中毛泽东南巡谈话中数次提到在批陈整风后，大家以为问题解决了，但毛说“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⑧]这件事，指出“汪著”记述比对中共中央1972年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提法有若干不准确之处。而何蜀、王年一的文章《我们对汪东兴这本书有不同看法》[⑨]则对“汪著”中的政治观点提出较为尖锐的批评，认为“汪著”对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多次提及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不置可否，对曾被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早已平反的李雪峰、郑位三两同志仍然引用毛的原话加以批评以及对“九大”路线和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等一些表述都有失妥当。

　　第三类为曾经在林彪身边生活、工作、接触过或直接参与了林彪事件调查的工作人员写的回忆文章、书籍

　　比较重要的有：时任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朱秉秀的文章《邪不压正——“九一三”事件纪实》[⑩]，当年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宫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11]、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12]、卫士长李文普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13]，256号专机的副驾驶员康庭梓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和《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14]。

　　林彪身边工作人员撰写的书籍和文章从一些侧面直观地描绘了林彪及其家人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脾气禀性和行为方式。而专机的成员则从纯技术的角度推断了256号专机最终失事的原因。这类书籍文章对了解和研究林彪这个人物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很大的帮助。不足之处在于受到众所周知原因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只能反映出关于林彪及其家人和事件的几个侧面，不能反映更多的方面，这对全面了解事件的真相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林立果的前女友张宁也写过一本题为《自己写自己》[15]的书，从她的角度审视林彪事件的前前后后和自己的坎坷命运。书出版后引起的关注度并不低，从行文的字里行间也能发现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但有关专家指出书中许多叙事与事实出入较大，因而在学术界采信度不高。

　　第四类为纪实、传记类作品

　　纪实、传记类作品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在全国期刊网所获得的信息中，超过90%的文章都属于这一类。由于数量太多，文章类难以一一列举。主要的图书有林青山著《林彪传》[16]，何力主编的《林彪家族纪事》[17]，汪幸福著《林氏三兄弟》，[18]江波、黎青著《林彪1959年以后》[19]，闻峰著《神坛下的林彪》，[20]胡游著《林彪这一生》，[21]讲述林彪与毛泽东关系的书籍有胡哲峰、于化民著《林彪与毛泽东》[22]，天华著《辉煌与罪恶——毛泽东与林彪》。[23]

　　传记、纪实作品对了解林彪一生的经历和他的思想变化有所帮助，对分析林彪同毛泽东从合作走向分裂的原因和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存在的问题一是缺乏新意，尤其是后期出版的许多传记和纪实作品，不过是前面出版物的翻版，拿不出更多的原始资料，观点也多无创见。二是质量不一，有个别的作品很不严谨，漏洞百出。如林青山的《林彪传》，随意编造历史，行文中屡屡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同时文风也不好，在重要的史实上不下工夫，却对叶群的所谓“情史”大着笔墨。还有一个书稿先后投往两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其行为完全是一种商业炒作。汪杰曾发表文章《林彪传的失误及其教训》[24],对该书的错漏之处进行了批评。 

　　近年在港出版发行的《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5]和原为军队作家舒云撰写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6]两书也应该引起国内研究人员的关注。根据网上的介绍，舒云曾经查阅大量史料，反复走访了当年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一百多位当事者，“获得很多惊人发现，对‘九一三事件’做出了颠覆性的结论，——所谓林彪外逃事件完全是精心设计的圈套。舒云是军队干部子女，1987年，她以军队女作家身份，参加了中央军委组织的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班子，接触到关于林彪的史料，产生了探究谜底的兴趣。她查阅了大量档案，先后采访了一百多位林彪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上至中共将军，下至林案受牵连者家属。特别是对军队系统人士的采访，包括前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毛家湾警卫负责人刘吉纯、林彪女儿林豆豆、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林彪秘书关光烈和于运深、江青秘书阎长贵、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以及孙毅将军、王光美、陈励耘等，历时20年，才完成了这部上下厚厚两册的调查报告。”[27]因尚未看到原书，暂无法评论，不过，如果真如介绍中所说作者采访过众多的重要当事人，倒是应该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在国内部分学者和赞助商的帮助下完成的，书中记载了他一生的经历，其中有很大篇幅回忆了“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亲身见闻和所作所为。其中有多处内容与已公布的资料有出入，因而值得研究。吴法宪的记忆力相当惊人，但个人著书，缺乏档案材料的支持，书中有一些地方记载不准。同时，一些观点也属于个人之见。 

　　第五类为审判林彪集团的论著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两案审判后，对林彪集团进行了大量的揭露，随后围绕着这次审判，出现了一大批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书籍和文章，比较重要的有《历史的审判》（包括续集），[28]《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29]图门、肖思科著《震惊世界的77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30]，于福存、王永昌《人民的审判——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31]

　　文章类的有：邢素雯的《依法办案的良好开端——从刑事诉讼法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32]，江华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小结》[33]，卢弘的《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34]，刘明钢的《“两案”审判的台前幕后》[35]，刘荣刚的《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始末》[36]等。

　　审判林彪集团的著作和文章基本是以两案审查时期的法律文件为依据，记载了对林彪事件主犯的司法审判过程。所使用的素材通常可信度较高，特别是《历史的审判》一书，披露了大量资料，对研究林彪问题很有帮助。

　　第六类是港台和境外的有关论著

　　林彪事件在港台及国外引起了相当的关注，由于资料来源有限，掌握的情况不够全面。就已知的而言，海外的有关论著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文章，为林彪鸣不平。如：香港《镜报月刊》发表的署名萧萧的《林彪女儿对林彪出走的披露》[37]，香港《天安门》杂志也曾刊登过一篇署名李蘅的文章，标题是《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林豆豆访谈录》[38]，文章说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林彪的出逃是毛泽东逼出来的。此类文章内容低俗，为学者所不取。

　　第二种是荒唐的伪作。如从国内出逃的姚明乐，曾胡编滥造了一本书，居然在海外也大行其道。该书的英文版名称为《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英文署名为Yao Ming-Li,在1983年于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之后，台湾译成中文《林彪的阴谋与死亡》，香港又改名为《林彪之死》[39]，在同年面世。国内云南人民出版社以《揭开林彪死亡之谜》[40]为名翻印了此书，1993年出版。

　　姚明乐著书连最起码的历史和地理常识都不懂，完全是信口雌黄。如北京有一处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叫玉泉山，在姚书中却变成了“玉塔山”，北京八中的前身是男八中，全校无女生。姚书中却说林立果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八中的学生。此书除了观点错误，造谣惑众外，一无是处。

　　台湾方面还出版过一本名为《谁杀死了林彪》[41]的书，该书编的故事更为离奇荒诞，把林彪之死的原因推到了周恩来身上，说周为了达到清除林彪的目的，有意离间了毛和林的关系，并在最后时刻全力阻止毛和林见面，直至下达全国禁空令，不让林彪的座机有返航的机会。

　　这类作品政治观点反动，大量捏造史实，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大陆，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因而不得不引起注意。

　　还有一种是比较严肃的学术论著，如香港1978年出版的李天民著《林彪评传》[42]，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著《林彪沉浮录》[43]，美国学者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对林彪的生平和政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分析。一般的说，这些书籍引用材料和阐述观点均持认真的态度，从另一视角观察和评价林彪问题，对国内该问题的研究，有启发和参考作用。但西方学者的政治观点与我们迥然不同，他们的研究角度常常集中在毛泽东和林彪的个人关系上，其观察问题的方法和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必须认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