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①]作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庐山会议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经过近30年的研究，学术界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庐山会议实录》、《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彭德怀传》以及《张闻天传》等。这些成果围绕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转向原因、彭德怀错案铸成原因以及庐山会议的后果和教训等方面，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

　　一、关于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

　　关于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庐山会议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是纠“左”，后期是反右。这是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毛泽东传（1949～1976）》指出：“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使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②]《朱德传》指出：“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彭德怀的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提出要进行批判。于是，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③]《彭德怀传》写道：“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突然转舵，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④]《张闻天传》也写道：“毛泽东这一篇讲话（指7月23日讲话——引者注）使大多数与会者都感到无比震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庐山上的争论竟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本来纠‘左’的会议，一下子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反右。”[⑤]还有许多学术论文持这样的观点。如一篇文章认为，庐山会议原定的主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会议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反右，集中批判所谓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⑥]

　　另一种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始终是以反右为主。持该观点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从当时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来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一个公报两个决议来看，根本没有提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防“左”反“左”的问题。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但并非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进行纠“左”，而只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其次，从当时舆论宣传来看，始终未提到纠“左”或反“左”的问题，而是一再强调反右。庐山会议召开前后，中共中央印发的材料，主要新闻报道都没有提到反“左”的问题。庐山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印发的三次记录稿，没有一次提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反而肯定“三面红旗”，并由此而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因此，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缺乏根据。再次，从贯彻“三面红旗”的方式来看，是“左”而不是右。最后，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左”而不是右。当时的“左”是严重的，而庐山会议只字不提“左”，怎么能说是反“左”呢？正因为庐山会议是以反右为主并不断升级，所以才把积极反“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⑦]

　　不少研究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仝祥顺针对“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的观点指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仅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的错误，而且同时在思想上提出了纠“左”的观点。尽管在纠“左”的同时继续反右，致使纠“左”并不彻底，但决不能用纠“左”的不彻底来否定不彻底的纠“左”，而得出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反右的结论。针对认为庐山会议上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讲话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观点，仝祥顺指出其根据是不够充分的，文章的论据多是摆了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反右的事实。会议转向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党的决议都是继续反“左”、纠“左”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纠“左”的步子比前段迈得更大一些。而对于认为彭德怀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原因是由于庐山会议以反右为主并不断升级的观点，仝祥顺指出这种分析是牵强的，也把问题简单化了。他认为真正原因是在纠“左”的同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必然反映。[⑧]

　　李继华针对“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的观点，指出这句话未免过于武断。且不说在这一期间毛泽东有过许多虽未明确讲到、实际上却主张纠“左”的论述，即使拘泥于纠“左”、反“左”之类的字眼，也不能说“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针对“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但并非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进行纠‘左’，而只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这一说法，李继华认为庐山会议固然未“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进行纠‘左’”，但也不“只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一些指导思想问题；即使是对“工作方法问题”的解决，也带有纠“左”的性质。另外，李继华指出，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实际材料来看，庐山会议前期还是多次涉及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说庐山会议期间“没有一次提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未免过于武断，以此来否定“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更不妥当。庐山会议前的“主要新闻报道”在导向上也是努力纠正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说庐山会议前“主要新闻报道都没有提到反‘左’的问题”，不符合历史实际。[⑨]

　　还有一种观点虽然也赞同庐山会议后期是“反右倾”，但认为庐山会议前期既非以纠“左”为主，又非以“反右倾”为主，在主张纠“左”的力量和主张“反右倾”的力量的对立交锋中，二者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会议前期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持该观点者的理由是：第一，从庐山会议前期的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讨论毛泽东7月2日的讲话，还是议论彭德怀的信，在两种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一边倒的形势，两种力量彼此难分高低，不相上下。第二，从毛泽东个人的态度看，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之前，在会议的反倾向问题上，在纠“左”和“反右倾”哪个为主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明他本人的态度。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既不是要继续纠“左”，也不是要转向“反右倾”，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大家的认识，安排好今后的工作；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在庐山会议前期仍处于矛盾之中，所以在反倾向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表态。正是由于会议前期毛泽东的这种不明确态度，影响和决定了7月23日以前两种意见的势均力敌和不相上下，决定了会议前期的不明显的倾向性。[⑩]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1]这是对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作出的正式结论。庐山会议前期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就是继续纠“左”，而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转为反右。

　　二、关于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是庐山会议研究最为集中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也最多，但研究者的观点大多一致，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一）彭德怀的直言上书是庐山会议转向的直接原因。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大跃进”以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分析不够，遂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彭德怀在信中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此基础上指出1958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进一步指出犯“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是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写这一封信的，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作参考，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毛泽东认为纠“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并且认为纠“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彭德怀的信仍强调要总结经验，继续纠“左”，并且要进一步深挖思想根源。这样他们对纠“左”问题看法的不一致导致了他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同时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辞较为尖锐的批评，如“小资产阶段狂热性”、“有失有得”等，毛泽东是难以接受的。再加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在小组发言中也基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这就更使毛泽东感到不快。7月23日，毛泽东作了针锋相对的讲话，并从原则高度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毛泽东讲话后，会议急转直下，由原来的纠“左”转向反右。[12]

　　（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是庐山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传（1949～1976）》指出，由于毛泽东“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13]《陈云传》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14]许多文章也持这样的观点。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由于对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估计不足，纠“左”极不彻底，“左”的思想在党内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是反映客观规律的，错误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是在维护“三面红旗”、批判否定“大跃进”中进行的。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始终认为错误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纠正错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跃进。一面纠“左”，一面又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能“泼冷水”。这就既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国民经济中出现失误的根源和错误的严重性，也不能使一些原来头脑很热的同志真正认识错误，反而对纠“左”不服气；有些仍继续唱“左”的调子。彭德怀的意见虽然同样是在肯定总路线正确和“大跃进”成就的前提下提出的，但却是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提出问题，并已涉及到指导思想问题。但它显然离开了毛泽东的估计。在以“左”为正，以右为错的情况下，彭德怀的信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就成为毛泽东错误观点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