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升级，是庐山会议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有研究者认为，自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以后，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就不断升级。庐山会议又再次升级，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同时，又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出发，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这样，既然把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原则高度，会议的转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6]

　　（四）个人专断的形成和个人崇拜的发展是庐山会议转向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威望的日渐升高，毛泽东越来越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个人权力开始超越于中央政治局集体之上，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的反映，火气较大，尖锐的批评较多，并且有些内容直接批评了毛泽东。这让个人专断作风已经形成了的毛泽东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的领袖地位被动摇了，是抓住自己不放，于是毫不留情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议也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从纠“左”转向了反对所谓的“右倾”。[17]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是受封建社会影响很长的国家，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相当深。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高峰，广大干部群众由对领袖的热爱崇敬逐渐转向个人崇拜。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也逐渐欣赏个人崇拜。这种“崇拜”的观念使党内许多干部群众，把毛泽东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针对什么说的，都作为“绝对正确”的圣旨坚决拥护、坚决执行，而根本不去也不敢怀疑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在这种背景下，庐山会议上既然毛泽东讲话表了态，指责彭德怀是右倾，并号召全党反击，哪有不反右之理？[18]

　　（五）国际因素在庐山会议的转向中占有重要的分量。该观点认为：其一，当时苏联在攻击中国的“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前不久，彭德怀对苏联及东欧八国进行了近50天的访问，还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亲密接触”。这让毛泽东怀疑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与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有内在联系。其二，美国也一直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污蔑嘲笑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尼克松在答塔斯社记者问时大骂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导致的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人间灾难”。蒋介石在台湾配合美苏发出的反对中共总路线的叫嚣，也发出了“反攻大陆”的叫喊。这一切均发生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或召开之初，而彭德怀的“万言书”中又恰恰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敏感语言，与美国对“三面红旗”的咒骂语言如出一辙。这必然会促使毛泽东将其与国外因素联系起来，从而作出“里通外国”的错误结论。[19]

　　三、关于彭德怀错案铸成的原因

　　彭德怀错案之所以铸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一点上，研究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如参加这次会议的邓力群曾做过这样的叙述：“一种因素，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因为的确都有这样的问题嘛。确实在几天里，有这样的趋势，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越来越多。”“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啊。”“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造成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历史性转折。”[20]

　　但在彭德怀错案铸成的具体原因上，不同的研究者又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研究者认为，铸成彭德怀错案的原因有六个方面：首先，“左”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根本原因。其次，复杂的历史纠葛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人在历史上矛盾较大，相互间的成见很深，有很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具体而言，彭德怀有以下几件事，使毛泽东难以释怀：一是袁文才、王佐事件；二是长征途中的会理风波；三是抗战中的几次争论，特别是关于彭德怀亲自组织领导的百团大战；四是在朝鲜战争、高饶事件中的分歧及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矛盾。第三，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个人专制作风日益发展，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又一重要条件。第四，不利的个性弱点，容易形成墙倒众人推的群体效应，这是酿成彭德怀庐山悲剧的人际因素。彭德怀一生刚烈耿直，性格鲜明，为人豪爽，光明磊落，并且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因为彭德怀大公无私，因此常为工作中的意见分歧意气用事，不分场合、不讲方式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彭德怀这样做尽管没有任何丝毫的个人目的，但在客观上却很难做到既团结同志，又解决问题，而且使人感到他是个性高于党性。尤其是他对上级不盲从，对下级严批评，对自己高要求，更使人觉得他不合群。庐山会议后期之所以出现一边倒、众人群起围攻的局面，固然反映了那个时候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已很严重的缺点，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彭德怀那种个性弱点的必然结果。第五，一些野心家的推波助澜，故意栽赃陷害，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催化剂。第六，复杂的国际背景，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外部条件。[21]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庐山会议后期选定彭德怀来“开刀祭旗”，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微妙的问题，至少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历史上的疙瘩和性格上的冲突。彭德怀秉性高洁，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却不惯于对领袖个人俯首称臣。为此，毛彭之间难免产生一些隔阂。在军事斗争中，彭德怀一贯英勇善战，但在更为复杂与曲折的政治斗争中，他的认识却多少有一些跟毛泽东不合节拍的时候。诸如百团大战之类的疙瘩和性格上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往往会形成难解的“宿怨”。第二，毛岸英在朝鲜遇难所造成的伤痕。第三，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担心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可能要波及中国，担心中国也会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出来跟他算账。那样的人物他认为就是历史上有“犯上”表现、近来又公然倡议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既然毛泽东早就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阴影，一场排除“隐患”的斗争就势不可免。时间或早或迟，等候着彭德怀的是注定了的厄运。[22]

　　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彭德怀不利的个性弱点、一些野心家的推波助澜以及复杂的国际背景，的确是铸成彭德怀错案不容忽视的因素，历史上的纠葛和性格上的冲突也对彭德怀错案的铸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薄一波在回顾中所说：“由于复杂的原因，彭德怀同志和毛主席在历史上有过分歧和误解，如果双方都不计个人恩怨，不动感情，冷静处理，情况就会好得多。”[23]师哲也认为，1959年的庐山会议，“如果不是彭总，也不是那种硬性方式，可能结局会不同于此。”[24]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