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单墙”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在关于理论务虚会的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者列举了以“西单墙”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和思想混乱的种种表现，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对讲话精辟观点的提炼中，学者们高度评价了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并基本取得了研究的共识：

　　第一，这股错误思潮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危害性极其严重。“西单墙”早在理论务虚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出现，一度是人民群众反对“两个凡是”，申诉冤情，表达民主要求的园地。但在会议召开期间，这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均在此出现，一些非法组织借此张贴大字报、散发油印刊物、集会游行，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完全否定新中国的历史，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上海、天津、贵阳、武汉、广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80多个，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与蒋特机关、外国势力相联系，出卖国家情报，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于它的危害性有学者评论：“‘西单墙’的一些活跃分子和骨干分子同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极少数人相互沟通，彼此呼应，沆瀣一气，推波助澜，右的思潮日趋激烈。”[13]“如果任其发展，不加制止，那么，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就可能被破坏，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就有可能被引上歧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很难顺利贯彻，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14]“西单墙”已经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第二，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十分必要和及时，意义十分重大。针对错误思潮的蔓延和泛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某些人以“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公布了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就理论务虚会讲话稿的谈话，其中清楚地表达了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针对性。这份史料及其后来邓小平在很多次谈话中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都有力证明了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重视。作为会议的亲历者，朱穆之在回答《中共党史资料》记者问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对澄清当时混乱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15]回首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不但在理论务虚会，而且在整个党内和社会上都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也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更加清晰和完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一起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16]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但在理论务虚会召开期间看不清这股思潮的错误本质，不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发表了一些有失偏颇的认识。程中原对会议中的这些情况做了较为清晰的记录。他指出，在理论务虚会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提出异议，认为“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还有的小组讨论后竟一致认为“民主墙探讨、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说明它的存在是有益的，应予以支持”。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正是在对待西单民主墙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上，思想理论界的软弱、涣散，在错误思潮面前丧失识别能力和战斗能力，暴露无遗。”[17]有的学者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对错误思潮没有清醒认识的原因，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上下沉浸在思想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中，对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完全正确理解。一些人认为，对于在思想解放中出现的错误思潮，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者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18]但遗憾的是事隔20年后，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次次上演，其危害性已清楚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仍有人认为：“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的冲击波，‘西单墙’是群众的冲击波。二者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二者构成了中国70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19]还有人否定“西单墙”所反映出的当时思想理论界的混乱，认为“某些对务虚会怀抱不满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利用‘民主墙’的问题做务虚会的文章，指责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还应指出，当时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也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局势和鼓动反右，矛头是对着务虚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用心并没有白费，在当时社会发生一些骚动的情况下，他们把矛头引向务虚会的言论至少对某些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似乎“西单墙”的错误是人为渲染出来的，而事实并非那么严重。对于这些观点，只要多读几篇相关的研究文章，更多地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读者就会做出公正的判断。理论务虚会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始终没有平息，不断地传出歪曲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了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四、对会议评价的分歧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首先就对理论务虚会进行了评价，他说：“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21]应该说，邓小平的评价是中肯、公道的。正因于此，胡耀邦在会议的结束语中才称赞小平的讲话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圆满。绝大部分的研究者也都赞同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会议的评价，而且他们用新时期的实践证明，当年邓小平的评价以及胡耀邦对邓小平讲话的分析都是站得住脚的、切中腠理的。学者们肯定理论务虚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全面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绩的会。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的这一段历程时也指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真理的号角吹得很响，为思想解放进一步打破了禁锢。”[22]

　　然而，对于理论务虚会的不同评价在会议召开期间就表现了出来。“仍然有人说，‘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都是务虚会的这帮秀才闹出来的’，‘连毛泽东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诸如此类。”[23]研究中也有人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沈宝祥就对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会议的评价进行了再评价。他说：“这里有两点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一是说这个会议‘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中性的提法，而且是从领导讲话角度讲的；二是‘总的说来开的是有成绩的’，仅仅是‘有成绩’，没有说很有成绩、有很大成绩之类的话，是最低限度的肯定，更没有用当时人们评价政治问题不可少的用语，即是否高举，还有是‘总的说来’有成绩，那么，具体说来怎么样呢？当时，有一种舆论，认为理论务虚会放出了不少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同社会上那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相呼应、相联系，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是对这个会议的批评……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不少同志感到不理解，而且心情沉重。”而对于胡耀邦所说的“大家希望我对这次会议作个评价，我想还是将来让历史来作结论吧”。他认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也表明了一种自信。”[24]沈宝祥的这段评价，实际上表明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评价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吴江在评价中对会议的肯定和否定也很不同凡响。他认为会议的成绩是“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发展的途径，总结过去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反对危害极其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并指名道姓地指出毛泽东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批评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这个会议毫无疑问将载入史册。”另一方面他也指出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在很多问题上只是开了个头，“平心而论，这次会议无论就其规模来说或就其提出的问题和讨论的深度来说，同1980年10月党中央召开的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初稿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比较起来，是远远不如的。”[25]此外，有些研究者观点虽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评价会议的成绩时对邓小平的讲话只字不提，不知是无意疏漏还是有意回避。“八九政治风波”之后，《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快《人民日报》转载了该文。文章对胡绩伟主编的《猛醒的时刻》一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指出书中所载马沛文的《从路线的大转折到理论的大突破——回顾十年前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一文，大肆宣扬他们的“理论大突破”，称“对务虚会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评价得高，还是评价得低，实质是考验思想解放还是思想僵化、半僵化的试金石”[26]，而对邓小平的讲话采取了攻击嘲弄的态度。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理论务虚会评价的尖锐分歧，以及其背后的政治立场上的冲突。

　　理论务虚会是新中国思想理论战线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它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认清一些国史问题有帮助，而且对于辨明理论是非，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已经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在未来改革实践中我们将进一步印证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由此我们也会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理论务虚会的历史价值。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