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外蒙古正式脱离中国版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外蒙古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独立？它是如何发生的？应当怎样看待这件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评论和研究，取得了一批较有影响和价值的成果。但与此同时，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却颠倒黑白、混淆历史，通过网络等手段进行传播，造成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在思想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本文围绕外蒙古独立，从已公布的档案和材料入手，对其研究状况进行概述，同时，结合其中的不同观点进行评论，以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档案材料

　　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20世纪，在这个地区出现过三次“独立”。前两次分别开始于1911年和1921年。关于这两次“独立”，在相关的史料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③]、《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④]，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俄关系史料》[⑤]等。

　　本文评述的重点是第三次，即1945年的独立。从真正意义上讲，关于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研究，应当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算起。1982年，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这批档案大部分摘自《蒋介石档案》，是目前已经出版的收录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史料最多、最权威的集子，共收史料1687条。较为详细地披露了雅尔塔会议前后直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这段时间国民党与苏美两大国之间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涉及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⑥]这本书已被大陆学者广为征引。但这批档案只公布了九次谈判中的前六次，即第一阶段的谈判纪要，至于第二阶段只在来往电报中有所涉及，而没有公布纪要。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不过，在2000年之后俄国方面公布的一批外交档案弥补了上述缺憾。这批档案涉及1937-1945年苏联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其中就包括了1945年宋子文与斯大林两个阶段共九次谈判的全部纪要。[⑦]对照中俄两部档案文献，我们就可以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之后中苏美三国之间所开展的外交活动至6月底中苏之间开始就签署条约、苏联出兵东北以及外蒙古独立等一系列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作较为全面地梳理和研究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批档案虽然涵盖了这个时期中苏谈判的全部内容，但是，由于记录者的立场和观点并不相同，一些内容在双方的记录稿中并不完全一致，需要研究者作具体的分析，以便择出相对客观的材料，而不能采取“拿来主义”，把记录稿中的每一句话都不加分析地看作是无可置疑的材料。

　　俄国著名史学家阿·列多夫斯基的《苏联、斯大林与中国的命运——文件集与亲历者回忆（1937~1952）》 [⑧]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与外蒙古独立有关的档案材料。从时间和内容上看，正好与前述两部档案相衔接，并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样就为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1945年外蒙古独立，并按时间顺序对其进行追踪研究提供了档案材料的支持。

　　外蒙古独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此，在开展研究时，还应对当时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多方考证，这样也就涉及一批相关档案材料。例如，《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11]、《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 [12]等。当事人的回忆同样也是这一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杜鲁门回忆录》[13]、《哈里曼回忆录：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4]、《蒋经国自述》[15]、《顾维钧回忆录》[16]、《王世杰日记》[17]、《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18]、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回忆录从不同角度述及外蒙古独立，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当然，回忆录并非完全可靠，这一点已不乏其例。

　　但是，目前仍有许多材料还无法利用，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等待。这些材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虽然现已经公布，但多数大陆学者尚未看到的材料，如秦孝仪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20]、朱汇森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21]等；二是尚未刊布的材料，如《蒋介石档案》中关于战时外交尚未公布的重要史料、台北“国史馆”所藏战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外交部等机构的档案和一些外交官的个人专档等。此外，俄国方面的档案材料也有待进一步解密。俄罗斯史学界历来重视档案的整理和挖掘。

　　二、研究状况

　　（一）关于外蒙古前两次“独立”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沙俄与外蒙古“独立”的关系；二是苏俄与外蒙古“独立”的关系[22]；三是袁世凯与外蒙古自治[23]；四是外蒙古“独立”过程[24]。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存宽的《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一文。此前，许多人在论及这一史实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外蒙古王公已于1911年宣布外蒙古“独立”并成立“大蒙古国”，但在俄蒙、中俄、中俄蒙之间签署的三个重要文件中，只确认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刘存宽在精辟阐述了这段历史之后指出：俄国不支持蒙古“独立”，它一手导演外蒙古“自治”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外蒙古“自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俄国对蒙古的侵略利益，并孤立和控制外蒙古，使之成为自己独占的保护和掠夺对象。[25]

　　苏俄与外蒙古“独立”的关系也是研究的一个焦点。比如，有人认为，“纵观横观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后几十年的对华政策，苏联真实支持过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有功，功不可没。同时苏联在这一历史时期，执行的是极端利己的大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过，过不可讳。”[26]还有人认为，“苏联在处理外蒙古问题上，表现了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27]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1921年的外蒙古人民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又是在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因此，可以说外蒙古革命的理论来源于苏俄。”[28]

　　关于1921年外蒙古人民革命和第二次“独立”，史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的新一代民族分离先驱分子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俄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并得到了苏俄的支持。”[29]但也有人认为，“近年来，国内外有一种看法：说1921年外蒙古人民革命胜利是一股民族分裂逆流。把苏赫巴托、乔巴山等外蒙古革命领袖说成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等等。上述观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更不符合历史事实”。[30]

　　（二）关于外蒙古1945年独立的研究

　　雅尔塔协定

　　外蒙古独立与《雅尔塔协定》（亦称《雅尔塔密约》)密切相关。探讨外蒙古独立问题，不能不对《雅尔塔协定》作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对《雅尔塔协定》的研究著述颇丰，涉及《雅尔塔会议》及《雅尔塔协定》的各个方面。[31]与本文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是多数学者在著作和文章中论及的苏美两国签署《雅尔塔协定》的动机，以及与此相关的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目标、斯大林的远东政策等。

　　先看苏联的动机。有学者认为，“《雅尔塔协定》就是斯大林确保战后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具体化”，“斯大林的安全战略是沙皇俄国安全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即通过无限地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制造大量的中间地带（势力范围），以赢得保卫中央俄罗斯的时间。”[32]另有学者认为，“使外蒙彻底脱离中国而独立，并进而将外蒙纳入苏联拱卫其在战后称雄东北亚的军事战略之轨，为苏联远东地区的和平建设提供最优国防条件是斯大林签订雅尔塔密约的又一重要原因”[33]还有学者指出：“苏联之所以出兵东北，其出发点是为了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被迫放弃的沙俄原先在中国攫取的利益。”[34]

　　而美国签署《雅尔塔协定》则有两个动机：其一是想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35]；其二是换取苏联支持蒋介石政权，借此插手中国事务，谋求在远东的霸权[36]“杜鲁门接受了这一政策影响，一手促成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蒋介石接受《雅尔塔协定》为条件，换取苏公开许诺‘把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国民党政府。”[37]

　　苏俄史学界（包括亲历者）对《雅尔塔协定》的评价与中国学者相去甚远。乌斯季诺夫和札哈罗夫在谈到《雅尔塔协定》时指出：“三巨头达成的有关远东地区的协议成为会议上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对建设持久和平及战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雅尔塔会议上所达成的有关远东问题的协议为加快结束二战进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38]

　　中苏谈判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这是研究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核心内容，时间范围自雅尔塔会议结束开始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涉及这段历史并作出较深入研究的有四本书，即《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39]、《宋子文与战时外交》[40]、《宋子文评传》[41]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42]。这四本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史料。上述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论著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雅尔塔会议前后，苏美在外蒙古问题上达成共识并联手对中国进行封锁，致使蒋介石在很长时间内对协定内容毫无所知；二是中苏之间围绕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签署友好条约等问题进行的九轮谈判，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外蒙古独立；三是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来龙去脉；四是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思想和言论；五是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后的所作所为；六是宋子文在中苏谈判前后的表现；七是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因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中的第一条作一简略介绍。

　　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1943年有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开罗会议，参加者是中美英三国。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曾经就外蒙古的疆界历史问过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外蒙古原来是中国的藩属，但为苏联所强夺，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商谈解决。二是德黑兰会议，参加者是美英苏三国。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表示表示，一旦德国最后垮台，苏军就有可能把必要的增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与美英联合打击日本。斯大林有意参加对日作战的明确表态，引起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极大兴趣。于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开始探询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底线。斯大林说，苏联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等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时再谈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些。他补充说，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因为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对马海峡所包围。丘吉尔听后马上表示，他认为像苏联这样广阔的陆地理应有一个不冻港作为入海口。罗斯福也表示，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实际上已在苏联出兵打击日本的问题上，拿中国的领土作为他们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而斯大林所说待出兵时再谈他的想法，也为日后提出外蒙古独立作为苏军出兵的政治条件埋下了伏笔。德黑兰会议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展迅速。罗斯福十分渴望苏联能够尽快参加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尽快结束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尔塔会议前夕，1944年12月14日晚，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第一次将对日作战的条件和盘托出。斯大林明确无误地告诉大使，他在德黑兰唯一未提到的事是承认外蒙古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为一独立主体。这个信号放出来之后，美英两国对苏联出兵的条件已经明了。雅尔塔会议期间共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会议最终以签署《雅尔塔协定》而结束，规定苏军在欧洲战场结束二三个月内将参加对日作战，其参战的第一个条件即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