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①]本文力求在全面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就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及其结果略谈几点看法。

一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

　　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②]李捷认为，由于革命的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③]朱瑞真指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未彻底清理，十月革命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习惯，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和1959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④]孙泽学、唐年新同样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中苏同盟脆弱的命运。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⑤]王珍愚强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违反了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⑥]

　　（二）“意识形态分歧”说

　　刘克明指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做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⑦]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国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⑧]但也有研究者对意识态分歧是导致中苏关系分裂的重要原因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骆晓会认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友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在继续发展和加深。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⑨]朱瑞真认为，从表面上看，尽管中苏关系的恶化是由意识形态争论开始的，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⑩]

　　（三）“国家利益冲突”说

　　孙其明认为，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11]孙泽学、唐年新以中苏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以及苏联对华采取高压政策等事实为依据，强调当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一致时，双方就能保持同盟间的友好关系，反之，两国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区域问题上，各行其是取代了往日的协调一致，相互指责代替了协商对话，同盟者从貌合神离走向分道扬镳。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作为最大的追求，为此不惜损害同盟者的利益，致使美苏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的晴雨表。他们认为，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12]曲星认为，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以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差异，原来被共同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影响。中苏从同盟演变为潜在的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13]

　　骆晓会对国家利益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提出三点质疑：其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与斯大林在世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可关系恶化却偏偏发生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其二，假若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话，那么双方对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分歧和局部国家利益的争执，是应该有所克制的，以保证国家利益或以牺牲小一点或局部的国家利益去换取更多更大或更完整的国家利益。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所奉行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14]

　　（四）“领袖因素”说

　　　  国内对此最早提出相关看法的是李丹慧和朱瑞真。李丹慧认为，1954~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相联系。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双方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的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时，双方基本利益背离，相互猜疑、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15]朱瑞真认为，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16]

　　牛军认为，自1957-1959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苏关系经常涉及的三类问题，即中国的安全利益、毛泽东当时全力以赴推动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他本人的威望和领导地位。实际上毛泽东在此期间感到自己的威望与威望相联系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17]骆晓会强调，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而这种矛盾、差异和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斗争的利益需要，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而且，这种背离促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18]蒲国良认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明显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个人的性格冲突。[19]王鑫强调，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了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20]

　　五、“范式”说及其他

　　近年来，随着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从中苏同盟的内在逻辑、中苏双方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及苏联模式等角度对中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沈志华指出，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些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存在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隐含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21]林蕴晖认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其重要因素之一是中苏双方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中方始终站在维护苏联模式的立场上。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要从苏联模式解放出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而这正是总结1956年后二十年坚持维护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的结果。[22]张宏毅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23]

　　有必要说明的是，除上述五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外，还有学者还认为，中苏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正是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等先进武器等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同苏联关系的演进，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直至破裂的重要起因之一。 [24]另外，一些刊物还相继发表了《中苏分裂原因探析》[25]、《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26]、《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27]、《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之浅见》[28]及有关中苏从结盟到对抗、中苏论战的起因、焦点与经验教训等文章，恕不在此逐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