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调整，又涉及中苏论战、社教运动，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等诸多问题，是一段非常复杂且较难客观准确评说的历史时期。本文侧重述评经济调整的情况，其他不予论及。关于经济调整的情况，张弓、滕文藻[①]和刘友于曾做过综述[②]，本文拟在上述综述的基础上，重点对1996年之后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

　　1996年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编纂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朱德年谱》（修订本）；《党的文献》于1998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文献选载》[③]。这些文献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公布了中央的文献资料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讲话和活动，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依据。遗憾的是，《毛泽东年谱》的建国后部分尚未出版、《邓小平年谱》也只出版了1975~1999年的，预计近年可望补全出版。这两位核心人物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这一段历史将会带来一个不小的推进。

　　第二，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研究人物在调整时期的表现为专题发表的论文逐渐增多。除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调整时期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文章之外，研究毛泽东、陈云在调整时期的论文也开始出现，甚至研究李富春的文章也出现了。二是发表了一些有质量的专题论文，如《1963~1965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④]、《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⑤]、《我览党史：1960~1965（之一）》 [⑥]等。三是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如《新中国经济史》[⑦]、《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⑧]、《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第8卷）[⑨]、《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⑩]、《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12]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继出版了一批调整时期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记，如《曾希圣传》[13]、《江华传》[14]、《刘子厚传记与年谱》[15]、《林铁传记与年谱》[16]、《乌兰夫传（1906~1988）》[17]、《叶飞传》[18]等，对研究中央政策如何在各省落实等提供了帮助。

　　第三，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如袁宝华、邓力群、吴冷西、余秋里等均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此外，还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19]、《姚依林百夕谈》[20]、《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21]等。

　　二

　　有关调整时期几个基本问题的情况研究大致如下：

　　第一，关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原因在学术界早有共识，不再赘述。

　　第二，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起止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1961年1月至1965年底。吴冷西则表述为从1961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2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调整开始的时间表述为1960年冬。[23]除了上述三种意见外，还有学者表述为是从1960年夏开始到1965年结束。笔者比较倾向1961~1965年的说法，除了通常所说的根据外，薄一波于1963年6月8日在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就有了1961~1965年五年调整的说法。

　　第三，关于调整阶段的划分，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1）将调整时期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逐步贯彻阶段；第二阶段是1962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为大刀阔斧地贯彻阶段；第三阶段是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阶段。（2）按调整的性质划分为两个阶段：1961~1962年为第一阶段，以调整为中心；1963~1965年为第二阶段，以巩固、充实、提高为中心。（3）将五年调整划分三节：第一节是逐步落实八字方针，时间是1961年1月至1962年西楼会议前；第二节是大幅度调整的战略决策，时间是西楼会议至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第三节是讲调整的成就，指的是1963~1965年，实际是继续调整的三年。

　　三

　　从1961年1月至1962夏，中央为了迅速恢复经济，不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工作，一些重大的调整政策几乎都是通过会议来决定的，所以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拟以会议为主线进行述评。

　　第一，关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二是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24]其局限性是“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还认识不足，“还是想在维持已有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调整”[25]。

　　第二，关于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尽管研究不够深入，但学术界大多认为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成果：一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业六十条》，解决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二是中央发出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为根据实践检验来纠正过去决定的错误打开了道路。[26]

　　第三，关于5~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既有研究情况，这次会议有以下五项成果：一是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农业六十条》，解决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二是对商业、手工业作了若干规定；三是工业各项指标开始后退，虽然仍不到位，但这是第一次调低指标；四是决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内减少1000万；五是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开始调整政治政策。会上，人们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27]

　　第四，关于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学术界认为其意义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二是讨论通过了《高教六十条》笔者认为，中央第一次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口号，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这次会议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还是比较乐观了一些，关于“跃进”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会议提出的“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年初见调整效果、七年大见调整效果，而实际的设想是前三年基本上做到调整好，后四年开始新的“跃进”。关于这一点，目前学界还研究不够。二是参加庐山会议的龚育之回忆，“讨论七十条，似乎有不少争论，为此还临时起草了一个篇幅不短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工业条例的中央指示”。[28]邓力群也有着同样的记忆。但对具体争论什么大多语焉不详，有待学者深入挖掘。

　　第五，关于1961年12月至1962年1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关注,实际上，还在庐山会议时，中央就已决定在12月召开会议，后因中央临时决定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成为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的会议。

　　第六，关于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对于大会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也给予了积极探讨，如丛进认为，“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都判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为时尚早了些” [29]《毛泽东传》则认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加大了最高决策者毛刘之间的分歧；大会对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行没有深入的讨论和总结。

　　第七，关于2月21~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中央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但是对到底是发现时间以及赤字的确切数字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西楼会议前发现的，也有人认为是会议中发现的；有人认为是1961年的财政赤字，有人认为是1962年的财政赤字；有人认为财政赤字在20亿~30亿之间、也有人认为是30亿或30多亿，还有人认为是50亿。[30]学术界对西楼会议的评价非常正面，认为这次会议摸清了财政收支的家底，陈云、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透了底，针对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办法，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31]在对形势的估计方面，《毛泽东传》认为，周恩来“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关于毛泽东是否同意西楼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刘、周、邓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是表示了同意的。《毛泽东传》则提出：毛泽东所同意的“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第八，关于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又称5月会议）。关于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陈云讲话等要对1962年年度计划做“较大幅度的调整”，中央准备出台三项重大方针性措施，因此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传》则提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对陈云的讲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不同的声音，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对于5月会议的评价，学术界认为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这次会议修改和充实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苏星、丛进认为，此次会议“成为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转折点”。[32]

　　第九，关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对于这次会议，有学者形容是“政治风暴的突起”[33]，有的则认为是“新模式的确立”[34]，总之，会议使正在大刀阔斧的调整工作突然遭遇曲折。学术界对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关会议的评价等看法比较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传》用相当篇幅系统地披露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九次讲话，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讲话时毛泽东的插话，为深入研究八届十中全会、研究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极具史料价值。在谈到八届十中全会和经济工作的关系时，学者大多认为，八届十中全会基本没有打断调整工作的进行，鲁振祥则认为，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有利于生产的具体政策确定下来，“对整个经济调整起了基础性的积极作用”。[35]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