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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1961~1965年)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 2009-09-06    作者:张素华    来源:国史网 200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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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三年(1963~1965年),学术界对这一段的研究相对较少。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这三年调整的性质、调整的内容,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外,《60年代上半期安徽工业调整简述》[36]、《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37]等文章对深入研究中央决策正确与否提供了材料。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时间问题。学术界大多表述为:1963年开始全面好转,1964年底全面好转。而《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得比较具体: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196373,李富春在人大常委会上说,“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196388,周恩来说,“去年十月特别是今年二月估计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38]此外,1964528,刘少奇说:“现在,形势全面好转了”。[39]刘少奇的提法比人们通常说的全面好转的时间提前了七个月。由此看来,随着一些新材料的披露,经济形势到底什么时间开始全面好转乃至全面好转还有探讨的空间。

  第二,这一段调整工作是否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对此,学者的表述略有不同:《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

  第三,在谈到中央决策继续调整三年的方针时,不少人强调1963年上半年出现了对经济形势的好转程度估计过高的情况,中央在196331发出的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40]但是,中央为什么下发了这样一个指示?这个指示说明了什么?后来又如何改变的?目前学术界对此只有叙述,没有分析和交代

  第四,从19645月以后,实际上又有国民经济的一次大调整,即三线建设。本文不作重点述评,只想将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列出:一是胡乔木认为,三线建设“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 [41]二是《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对三线建设未作整体的评价,只是指出“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42]三是刘国光认为,一是对打仗的形势估计得太过分了;二是三线建设对改变经济布局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43]四是陈东林运用大量详实的材料、数据对三线建设的成就和问题进行了评析,是一部比较肯定三线建设的力作,填补了全面解说三线建设的空白。相反,持比较否定意见的文章由于论据比较单薄,缺乏深入的论证。

  

  关于中央主要领导人与这次经济调整的关系也有一系列研究文章。

  认为刘少奇是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主持者之一”。[44]马云飞认为,刘少奇是“主要决策人之一,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45]熊华源、廖心文认为,周恩来领导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全部工作”。[46]吴冷西认为,周恩来“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47]徐棣华认为,陈云“提出了一整套明确具体的调整方针和政策”,“建立了卓著功勋”,是主持这次大调整的“主要负责人”。[48]郭学旺则认为,邓小平“不仅是中央决策的参与制定者,而且是中央决策的坚决执行者”。[49]鲁振祥认为,毛泽东既“营造了这次调整的思想条件和政治氛围”,又“确认和支持”了调整方针及重大的调整举措,“是国民经济调整的最高决策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推动者”。“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各个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共同领导了这次关系国家兴衰的国民经济的调整。”[50]

      关于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评价,学术界普遍认为,虽然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但国民经济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重大干扰,取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每当人们面对这一段历史时,首先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当时出现的两种趋向中,如果按照第一线领导人的调整思路继续调整下去,中国社会将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和模式。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早20年。[51]苏星认为,“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集中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没有条件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而当有条件着手进行改革时,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52]这是否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会超越苏联模式,进而走改革路线?其次,西楼会议前,中共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一直是想慢慢转弯,西楼会议后是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实行大刀阔斧地调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否存在一个“软着陆”和“硬着陆”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央在西楼会议后“才对多年来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认真着手解决”,这样认识到底对不对?总的来看,对于这一段的经济调整,尚缺少真正从经济学的角度,在占有大量材料、数据的情况下,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和说明。第三,总的来看,对五年调整工作叙述多、介绍多,历史意义多、对党在决策的过程中中央领导核心当时的思考分析研究得少。此外,对于当时的经济调整工作,中央是否认真参考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对于中央领导核心的认识分歧,除了正式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属于执行过程和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拓宽研究的思路,以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张弓、滕文藻:《关于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综述》,《党史通讯》1984年第10期。

  []刘友于:《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田松年:《1963~1965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董志凯:《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李向前:《我党史:1960~1965(之一)》,《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2007年版。

  []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刘友于等:《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1956~1966)》第8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11]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12]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98》,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3]《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14]《江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5]《刘子厚传记与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16]《林铁传记与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17]《乌兰夫传(1906-198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8]《叶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9]《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姚锦编著《姚依林百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

  [21]雷厉:《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2]吴冷西:《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吴冷西:《调整时期的中流砥柱——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

  [2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25]袁宝华:《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27]参见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3-14页。

  [28]龚育之:《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之八)》,《学习时报》200694

  [29]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3页。

  [30]《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07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10页;《周恩来年谱(1949-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页;《陈云传》,第1300页;《李富春传》,第586页。

  [31]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07页;《陈云传》,第1308页。

  [32]苏星:《新中国经济史》,第390页;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28页。

  [33]李向前:《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调整与意见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

  [34]郑谦、韩刚:《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

  [35]鲁振祥:《试论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

  [36]沈葵:60年代上半期安徽工业调整简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

  [37]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63571页。

  [39]《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2页。

  [40]刘友于等:《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1956-1966)》第8卷,第556-557页;田松年:《1963-1965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41]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42]《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416-417页。

  [43]刘国光:《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在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的讲话》,《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4]黄峥:《刘少奇与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

  [45]马云飞:《刘少奇与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页。

  [46]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357页。

  [47]吴冷西:《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周恩来百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48]徐棣华:《陈云与国民经济的两次调整》,《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318页。

  [49]郭学旺:《邓小平与我国经济的三次重大调整》,《党的文献》1997年第3期。

  [50]鲁振祥:《试论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

  [51]戴宜生:《读书偶感》,见20061126网上发表的文章。

  [52]苏星:《记胡乔木的两份写作提纲》,《百年潮》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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