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近30年来，对这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一、研究概况

　　（一）主要研究成果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始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起草，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二十周年前后有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出现。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文献整理为主，90年代开始有关研究逐步深入。

　　文献类：20世纪80年代，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①]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②]，是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文献。1988年，《党的文献》第6期选载了一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文献，并刊登了署名文章《伟大转折的历史见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文献综述》[③]，对会议文献进行了综述。1998年，张树军、高新民主编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上下两册。[④]此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⑤]，以及《邓小平文选》第2卷[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⑦]、《陈云文选》第3卷[⑧]、《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⑨]等出版物中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也是研究三中全会的重要文献。这类文献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亲历者的回忆类：会议亲历者的回忆，多散见于一些亲历者的传记、回忆录中，比较系统的专门回忆这次会议的有：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作者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全过程，参与了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⑩]朱佳木的文集《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过程和内幕有详细记录；[11]《薛暮桥回忆录》以三章的篇幅记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参与经济理论拨乱反正和经济调整、改革探索的情况；[12]于光远、王恩茂、任仲夷、李德生等著的《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13]，是会议参加者的回忆汇编。作者通过对会议的追忆和大量文献研究，详细记录了会议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对会议期间的重要讨论和激烈的争论场面作了如实的记叙。书中还披露了许多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书信和活动资料。亲历者的回忆是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研究论著、论文类：权威性的研究论著主要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15]、李传华主编的《拨乱反正》[16]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著《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17]中的有关章节。此外，比较重要的专著有：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18]，王洪模、苏品端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19]，陈述的《中国建设新道路的开端》[20]，李艳的《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21]，程中原等著《1976～1981年的中国》[22]，程中原、夏杏珍著《历史转折论》[23]，张树军著《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24]，张树军、高新民著《共和国年轮·1978》[25]，张湛彬著《划时代的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6]和《大转折的日日夜夜》[27]，汤应武著《1976年以来的中国》[28]和《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29]，李永丰著《改革的轨迹: 从三中全会到十六大》[30]，李安增、王立胜著《1976～1982年中国当代史》[31]等等。比较重要的编著有：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32]第3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33]，陈雪薇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34]，谢春涛主编的《改变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重大决策》[35]，陈理、王骏主编的《伟大的转折（1978～1998）》[36]，海清文编著的《百名中外人士评说十一届三中全会》[37]、黄修荣主编的《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改革开放风云录》[38]，龙平平等主编的《二十年重大决策备忘录》[39]等等。有关研究文章则达数百篇，主要集中在纪念会议召开十周年、二十周年前后，有众多的会议论文集出版[40]。

　　二、研究有分歧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起草和地位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的成果直接相关。对这篇讲话的起草过程和历史作用，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该文的起草过程，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前夕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主要是对胡乔木在该文起草中起了什么作用，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韩钢的文章突出于光远对该文起草的作用。韩钢在于光远家发现了邓小平亲笔写的500余字的提纲手稿，写了《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41]一文，该文没有提到胡乔木的名字。二是朱佳木、程中原突出胡乔木的作用。朱佳木在1994年就发表文章，谈了该文的产生过程。[42]韩钢的文章发表后，1998年，朱佳木、程中原又先后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文章[43]，以大量材料说明了胡乔木在起草中所起的主要的作用。这两篇文章之后，未见有争议的文章出现。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44]也采纳了朱佳木、程中原的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三个有关经济工作的文件、讲话。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会议的安排，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代表中央讲话。华国锋作开幕讲话，邓小平讲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叶剑英讲民主法制问题。1978年11月20日前后，邓小平的讲话稿已经完成。但12月初，邓小平又要求重新起草新的讲话稿，并且交给起草者他亲自书写的提纲，这份提纲改变了原来着重讲重点转移的设想。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种改变？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邓小平对第一稿的内容不满意，并认为起草者“看来不行了”。不同意此说的指出，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的原因是由于11月下旬，特别是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代表政治局宣布一系列平反决定，加上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重点转移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因此原先的讲话稿也就显得不适用了。[45]张树军[46]、程中原[47]等研究者详细列举了从11月20日第一稿定稿到12月2日邓小平提出重新起草讲话稿这十多天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会下发生的大事——天安门事件、彭德怀等历史问题的平反，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会议的讨论焦点，社会上出现的对毛泽东晚年评价的议论，外宾和国外媒体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关注等，指出这些事情事关重大，给邓小平带来了许多思考，所以邓小平才决定重新设计和起草讲话稿。

　　关于它的历史作用，《邓小平文选》题注中指出：“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48]中共十五大报告认为：“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49]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两个评价很客观。

　　最近也有人写文章对邓小平这篇讲话中的内容提出疑问，认为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涵义“就是将当时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引导到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反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反对个人迷信等等，把党和人民的视线引到了毛泽东身上，其政治后果就是把毛泽东这把刀子束之高阁了。”三中全会及其发表的公报，实际上“没有接受邓小平关于改革对象的提法，而是提‘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以至三中全会后三个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仍然强调‘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50]

　　（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核心地位的确立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之一。这一点，已经被学界公认。最早指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51]，1992年10月、1997年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和邓小平追悼会上也指出，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52]研究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认为邓小平自己的论述[53]和江泽民的评价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许多研究者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来看，邓小平的思想成为了这次会议的灵魂和决策的理论基础，邓小平个人的主张为会议所接受，并成为全党的共识。从实际工作看，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54]

　　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从未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而且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领导人排位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排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有研究者对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即把党内最高职务和党内核心地位完全等同起来”。邓小平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关键看三点：一是看邓小平是不是处在最后决策的位置上；二是看这个领导集体的成员是不是承认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三是看人民是否选择和接受这个核心。从这三点分析，邓小平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是无可置疑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