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影响深远，早有学者对此问题十分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实中的腐败问题不断增多，新旧矛盾的日益突显，从“三反”“五反”运动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以为解决现实生活中反对腐败问题和净化社会风气问题提供有益的启迪和教益，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三反”“五反”运动研究的基本情况概述

　　近二十多年来学界对“三反”“五反”运动的研究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和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步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末期。此间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初始状态，其成果主要以论文为主，国史、党史和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也有涉及。第二阶段从21世纪初开始至今。这一阶段是其研究得到充分展开和发展的时期。其成果不仅包括论文，还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同时，研究成果中既有硕士学位论文，也有博士学位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第一阶段。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学术期刊网和其他网上可以检索到的以“三反”运动核心词为题目的文章大约有60篇左右，以“五反”运动核心词为题目的文章大约有40篇左右。论文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议题也比较丰富，有些方面还相对比较集中。从内容上来看，既有对“三反”“五反”运动历史事实作出介绍的，如程瑾的《共和国拒绝腐败——“三反”、“五反”决策内幕》[1]、罗永常的《建国初期的“猎虎行动”——“三反”运动始末》[2]等。也有研究者对“三反”“五反”运动作出理性思考和初步探讨的，如吉登云的《试析建国初期“三反”“五反”斗争胜利的原因》[3]、李华的《浅析“三反、五反”运动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4]、许蕾的《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5]、雷立成的《试论反腐败研究领域的三个思维误区》[6]、马宏的《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历程三个阶段的比较与启示》[7]、孙慧荣的《从“三反”运动看建国初期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8]等。还有专门论述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关系的，如杨奎松的《毛泽东与“三反”运动》[9]、王兴宗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伟大实践》[10]、李军、田晓玉的《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的艺术特色》[11]、唐正芒的《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的主要特点》[12]、江榕惠的《毛泽东反腐倡廉理论与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13]、张焕琴的《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14]、张武文的《一场反腐防变长期斗争的胜利初战——兼谈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的领导艺术》[15]等。更有系统论述“三反”“五反”运动与反腐倡廉关系的，如张永明的《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与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16]、高新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若干反腐倡廉运动的逻辑关系》[17]等。与此同时，从这些成果的层次上来看，既有大量的一般学术论文，也有硕士学位论文论及，如范宏伟的硕士学位论文《“五反”运动政策与策略研究》[18]、朱耀华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安市“三反”、“五反”运动研究——兼论“三反”、“五反”运动对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启示》[19]等。

　　在著作方面，在第一阶段的专著只见到两本，其一是孙瑞莺编著的《“三反”“五反”运动》[20]，其二是王朝彬编著的《“三反”实录》[21]。这两本著作对“三反”“五反”运动的基本线索、基本概况和基本内容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尽管史料的运用和理论的探讨显得不够充分和深入，但却为后来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奠定了基础。在第二阶段出版的王顺生、李军的专著《“三反”运动研究》[22]和何永红的专著《“五反”运动研究》[23]比较引人注目。这两部著作都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可以说，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学界对“三反”“五反”运动的研究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此，还有一些教材涉及这一问题，但是只是对这些运动平铺直叙，缺乏专门的学术探讨。最值得一提的是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24]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25]。前者不仅对“三反”“五反”运动列出了专题进行论述，而且作者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开阔后来者的研究视野益处极大。后者对“三反”“五反”运动的记述更有着许多独到之处，其中不仅披露了大量的权威文献资料，而且也表达了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为后来的研究者打开了新的研究思路。

　　另外，一些外国学者在其著作之中也对“三反”“五反”运动要么进行了描述，要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6]、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7]、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28]等书中都有涉及。不管其中的观点正确与否，应该说都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启迪。

　　二、“三反”“五反”运动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对“三反”“五反”运动决策动因问题的研究

　　探究“三反”“五反”运动决策的成因是认识和了解运动本身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透视运动来龙去脉的重要方面之一。但是，多年来大多数学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都只是简单地将“三反”运动归因于反腐败，将“五反”运动归因于反“五毒”。《“三反”运动研究》和《“五反”运动研究》改变了这一传统的看法，将其引向了更深入的动因探究之中。王顺生、李军在谈到“三反”运动的动因时认为，研究“三反”运动，必须首先从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它是研究“三反”运动的重要切入点。[29]关于“五反”运动的动因，何永红认为，它的发动和开展决不仅仅是因为单纯的“五毒”而引起的，它的动因十分复杂，其表现主要在于：“第一，民族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地位，说明了“五反”运动发动的必然性，是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第二，“三反”引发了“五反”，说明“五反”运动的必要性，是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三，领袖方面的因素，是运动得以发生的最高决策层的个人原因。第四，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直击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种差异是发动“五反”的思想、认识上的根源。第五，抗美援朝运动使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资本家的惟利是图形成强烈的对比，并使举国上下发出打击“五毒”的呼声，这是“五反”发动的民意的体现。第六，美、苏等对中国的影响，显示出“五反”时国际上的外部环境，是“五反”运动发动的国际原因。”[30]

　　（二）对“三反”“五反”运动实质和目的问题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所领导的一次专项的反腐败斗争。薄一波认为，“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以保持中国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31]胡绳认为，“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情况下为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而展开的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32]孙慧荣认为，“三反”运动并不单单是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和行为的斗争，是一次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一次整党运动。[33]

　　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认为，“三反”运动的目的是“清除政治上靠不住的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也纠正新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存在的特殊问题。”[34]罗斯·特里尔认为，毛泽东领导开展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35]因此，“三反”运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关于“五反”运动的实质和目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何永红的看法是：“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也“是一场整顿私营经济的群众性运动”，“它着力解决的主要还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非法经营问题”。[36]

　　但个别外国学者的看法却与此颇有不同。如莫里斯·梅斯纳认为，“五反”运动的目的主要针对的是“整个城市经济中的贪污腐化现象，重点打击资产阶级。”[37]罗斯·特里尔认为，“五反”运动“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入支援了朝鲜战争。”[38]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却认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除了通过罚款和补税取得大量投资和发展的资金，两个运动还通过发放新贷款和订立政府合同，大大加强了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此外，与这些加强了的外部控制同时出现的还有内部控制”。[39]

　　（三）对“三反”“五反”运动政策和策略问题的研究

　　政策和策略在处理各项问题时极其重要。王顺生、李军在对“三反”运动进行总体研究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三反”运动的过程中，实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和好策略。如严密组织指挥，态度积极慎重；首长负责，充分发扬民主等等。[40]张武文认为，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始终坚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坚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政策；坚持运动不得妨碍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原则；提出制定法规条例，建立人民法庭，依法惩治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原则；强调对知识分子重在思想改造，对科学家保护不伤害的原则。[41]何永红在研究“五反”运动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始终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实行了“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实行分化”、“把握方向，适时调整”、“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策略。[42]在这些学者看来，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才既保证了运动的有序进行，又最大程度地减小了运动运行的成本。

　　但也有个别学人认为“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由于缺乏正确科学的政策策略指导，常常陷入“群众运动”的无序状态之中。如张悦的《“三反”运动的意义及其对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工作的启示》[43]、张家芳的《“三反”运动中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及“左”的偏差》[44]就持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