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研究提出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的意见》，又称《十项条件》，后经中央修改并批准，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十七条协议》谈判的一个基础。[18]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19]在谈判初期，阿沛强调不能接受“十项条件”中“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据土旦丹达回忆：“中央代表当时并没有勉强我们，只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我们参观，观看文艺演出。”[20]后经中央代表反复劝说，阿沛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并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在设立军政委员会问题上的疑问，阿沛回忆说，经过多次协商，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认为：“解放军进西藏，中央代表也到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不好开展工作。军政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机关。既然军队都同意进去了，成立军政委员会也就是件小事了。因此，必须承认。”[21]班禅地位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据阿沛回忆，孙志远与阿沛经过长时间商谈，决定在协议里写上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一致同意，[22]由此可见，班禅地位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通过双方共同协商实现的。

　　最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对谈判中的重大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形成条文，并就包括藏汉文表述等文字方面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了磋商。据当年参与翻译工作的黄明信回忆：“西藏和平解放协议有汉、藏两种文本。藏文本，不是在汉文定稿后才译成藏文的，而是在一开始谈判时提出了两种文字的初稿，在谈判过程中条文修改过多次，每一次修改都是同步进行了藏文本的修改，得到了西藏代表认可。”[23]

　　所谓“西藏代表不许请示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问题，据阿沛在西藏自治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谈判开始不久，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问题，他们就通过凯墨和土丹旦达带来的密码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和噶厦发了电报，说明在和谈中其他方面问题都不大，就是如不承认人民解放军进藏守卫边疆这个问题，谈判恐怕谈不成。他还在《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的回忆文章中说：“代表的思想统一了，认识一致以后，又一致决定：在谈判中，一般问题不请示。这是很关键的一着。因为你向噶厦请示一个问题，他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不同意，不仅拖延时间，还没法处理，甚至无法取得谈判成果。况且电报一来一往说不清楚，反而使问题拖延不决，无头无尾，更加复杂化。所以，整个谈判，只在班禅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直到和平协议签字以后，才由几位代表经印度返回亚东作口头汇报。”他解释说，因为班禅问题“关系重大，而且西藏地方政府未授权代表团谈判这个问题，所以，不得不请示。我在西藏铁兔年四月十二日给亚东噶厦发了报，电报大意是：‘有关汉藏谈判出现了在昌都的汉官和驻新德里的袁大使均未提及的新问题，即班禅灵童问题……这里不可能通过书信把每一个重要原则的细节报告清楚，我们经过商量，为了执掌政教者未来少受损害，我们忠实、慎重的想尽一切办法，打算尽快的解决……’。四月十五日，我再次给亚东噶厦发电报：‘共产党政府已决定承认班禅灵童，如果我们不承认，谈判就要破裂。因事关重大，我们已经决定承认，尊重班禅灵童本人和他固有的地位及一切。’后来，亚东噶厦复电同意承认班禅灵童问题。亚东噶厦四月十九日复电说：‘……汉藏和谈进展情况，希作进一步说明，以免悬念，因为事关重大，要经常发来毫不含糊的请示电报，是为至要。班禅灵童问题，札什伦布寺四个堪布与堪厅官员联席会议，竭力要求达赖喇嘛认定，此次汉方坚持要求认定班禅，我们驻阁驻外的也一致同意。’”[24]由此可以看出，是否向西藏地方政府和达赖喇嘛请示，完全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自主选择，而非中央政府所不允许。

　　所谓“中国政府伪造图章”问题，夏格巴和范普拉赫既然说中央人民政府伪造图章，却没有说作何用途。[25]无论是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还是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签订《十七条协议》仪式上签字时，加盖的都是刻有个人名字的私章。王贵、喜饶尼玛和唐家卫在《西藏历史地位辨》中认为，“仅此事实即可证明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的上述说法无效。”[26]西藏代表加盖的个人私章的确是在北京刻制的。据当年任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翻译的朋措扎西（即彭哲）在《历史的事实不容歪曲》一文中指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了表示郑重起见，既签名又盖章，双方都是如此，都没有用政府的大印。西藏代表当时是否带有印章，我没有问过他们。他们即便带了私人印章，西藏的个人私章上面刻的都是无法认读的图案，只是刻有暗号，以供图章持有者自己辨认，这种印章不能用于签订正式协议。因此，只好在京临时刻制有文字的个人名章。经双方代表商议后，统一刻制了双方代表的名章，并且用过后还将双方代表的名章，连同签字用的笔，作为珍贵文物一起存档保管起来。”[27]这清楚地说明，“中国政府伪造图章”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刻制用于在协议上签字的个人私章，是在协商的基础上统一进行的。

　　总之，《十七条协议》谈判和签订的过程，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平等协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具体历史过程。尽管反映这一过程的历史文献档案，诸如达赖委任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的藏文文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谈判会议的藏汉文记录材料等，尚未得到系统整理，因此研究者更多地是借助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与著述，以及相关性的文献材料，而直接性的第一手史料尚显不足。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谈判和签订的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并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随着这方面研究条件的不断成熟、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多学科研究的开展，《十七条协议》及其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必将越来越深入，也必将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十七条协议》的历史方位，为反“藏独”和揭批达赖集团的斗争，提供更加丰富和更具说服力的历史依据。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