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重工轻农”、“重重轻轻”的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港台研究者大都认为，“中共早期师承斯大林经验，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片面地以高积累、高投资、轻消费的方式，并在消灭或有限制的私有制下，进行大规模强制工业化的建设。如此，完全忽视了中国大陆原有的需要并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严重地犯了‘重重轻轻’的错误，故导致长期榨取农业及轻工业作为发展重工业资金积累的泉源。在中共任何工业发展时期，重工业总产值的发展速度几乎较农业、轻工业总产值的发展速度为高，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期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6倍，轻工业增长了19.6倍，而农业只成长2.4倍。显见中共的经济政策一直是以重工业为重心，农业政策的目标则仅是支援工业建设。”[29]

　　台湾学者批评“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等其他经济部门发展，是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客观现实分析问题。正如薄一波后来总结：“设想多发展轻工业，一定是投资省、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多积累建设资金。但是，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装备从哪里来？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机械制造的原材料从哪里来？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又怎么运转？仰赖进口吗？办不到。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全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也不现实。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实际上还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亟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这些因素是客观的现实，不是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因此，我们的‘一五’计划不能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30]

　　在实际经济建设中，各经济部门发展的确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但也没有台湾研究者所说的那么严重。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但并不意味着置其他事业于不顾：“‘一五’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重工业的占36.2%，用于轻工业的占6.4%，用于农业的占7.1%，三项相加共占49.7%。其余一半，用于国防建设、运输邮电、商业、文教卫生、科研、城市建设和购置车船，以及现有企业的改建和扩建。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的条件下，大体是合适的”。[31]事实上，就连台湾学者自己也承认，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相对于一九四九年，农轻重三者的关系已经比较协调：“农轻重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一九四九年的70.0：22.1：7.9，变为一九七八年的27.8：31.1：41.1。”[32]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港台学者的批判一是忽略了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二是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夸大了。

　　3、关于大陆在经济建设中的严重错误。

　　在1957年以后，由于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判断与决策，中国大陆在经济建设犯了严重的错误，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对于这些错误的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反思应该是有建设意义的，有利于吸取经验教训，以资今后的经济建设借鉴。港台地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有些批评是中肯的，如“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巨大浪费，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对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挫伤。有的研究成果甚至是独到的，比如对于发动“大跃进”运动动因的分析中涉及到资金缺乏和劳动力过剩等因素，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毛（泽东）认为中国大陆有丰沛的人力资源而缺乏建设资金，要解决农业停滞与劳动力过剩，不能完全依照史达林模式。乃运用其熟知的‘人海战术’，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大跃进’”。而建立人民公社则是因为由于“大跃进”动用了农村几千万的精壮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迅速由过剩转为不足。毛（泽东）认为要解放劳动力不足，并消除农民对私有制度的向往，必须把农业集体化推进一步。使占农村人口半数的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参加农业生产。在这一构想之下，毛决定大办‘人民公社’。”[33]

　　但是有些港台研究者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为了“榨取农民”、“便利统制”，[34]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毛泽东建立人民公社的初衷还是为了改革生产关系，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农业生产。这一点，许多外国学者都是承认的：“毛（泽东）仍然相信较大的农业生产单位可以导致有效的规模经营。他还相信，在农业经济中动员现有资源，主要是劳力，将为更快发展提供一个突破口”。[35]可见，毛泽东主张建立人民公社，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推动农业发展，尽管由于这一设想由于脱离现实而失败了。

　　三、结语

　　1、台港学者对于大陆经济史研究的特点。

　　第一，台港研究者对大陆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两岸三地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很大。

　　学术研究并非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受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台港地区对大陆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各自地区政治、经济的走向，两岸三地关系的变化，无一不影响着港台学者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影响着他们对于大陆经济史的研究。在台湾所谓“戒严时期”，台湾当局对舆论控制非常严格，直接影响了台湾学者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因此，这一时期，台湾研究者的研究受到台湾当局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大。由于国共两党政权这一时期尤其是1979年以前处于完全敌对的态势中，台湾研究者基本上是抱着一种敌对的态度来考察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对大陆经济的研究与评价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攻击、谩骂比比皆是。当然，在这样的客观条件限制下，研究水平自然也就不高。此外，1979年以前，大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港台地区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制度，港台研究者对此种制度认同度非常低，即使在学术研究氛围相对宽松的香港，对于大陆1979年以前的经济发展，也是批评、批判居多。总之，批判的声音构成港台地区大陆经济评价的主流。这显然不是正当的学术研究应当有的态度。进入1980年代以后，两岸三地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同时，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学术研究的限制日趋宽松。因此这一时期，台港地区对于大陆经济史研究出现了一些转变。意识形态对港台地区学术研究的影响日趋减弱，研究的学术性日趋增强，学者们对于大陆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更多的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虽然对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仍持否定态度，但大体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原先的攻击、谩骂慢慢减少。可以说，港台学者对大陆经济史的研究经过了一个从政治到学术的变化。

　　第二，借助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实证研究是港台研究者研究的一大特点。港台研究者由于历史与地利之便，与西方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多数研究者都有在西方求学的背景，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非常深，在研究中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比较多。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目前经济发展的趋势都是向国际接轨，所以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的港台学者在分析经济问题尤其是现实的经济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在一些研究者身上也存在着食洋不化、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同时，在港台研究者也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实证研究的优良传统，研究论著中例证、数据都非常丰富。

　　2、港台学者大陆经济史研究的启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纵观港台研究者对大陆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如上文所提及，他们对1949年至1979年大陆经济基本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这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对立的因素，但也不容否认，大陆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重视经济建设，对外封闭，不重视对外交流，在经济建设中也不尊重经济规律，盲目蛮干，结果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授人以柄，招致批判和攻击。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港台研究者尤其是台湾研究者仍然以旧有眼光，抱着观望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待大陆的改革开放，但是很快，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大陆的经济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即使抱有最浓重敌意的人，对这样的成绩也难以否定。逐渐地，港台学者对大陆经济发展怀疑的、否定的声音逐渐微弱，代之以认同、肯定的态度以及善意的批评。

　　港台学者态度上的变化表明，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做出成绩，才能打消怀疑、否定，才能得到尊重和认同。正如邓小平所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港台大陆经济史研究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