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它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发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次夺权曾受到肯定和颂扬，而且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高度评价。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打倒"四人帮"以后，进行了拨乱反正。1979年1月4日，党中央批转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明确指出"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是一场反革命风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们搞乱全国，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把上海市委诬陷为‘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旧政权，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策划这一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头目和主要骨干分子，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余党……他们确实是一伙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反动文痞。他们通过这一场篡党夺权的大阴谋，结成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这样就在基本点上，把这一段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所谓"一月革命"，实际上是从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他们进行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为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现从安亭事件说起，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以下六个问题。

一 安亭事件及其后果

　　1966年11月9日，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安亭，发生了卧轨拦车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上海市一部分人要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引起的。

　　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浪潮的影响下，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主要是剧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帮助下，11月6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30多人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并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还决定于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会上推举了大会五人主席团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当时参加会的只有两名党员)，很受重视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11月9日，大会如期举行，参加者据说有万余人。大会上散发了工总司成立宣言。大会前，"工总司"曾派人到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要求，市委作了认真研究。根据中央当时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系列通知的精神，市委认为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这样做违反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规定的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上海市委曾就这一方针打电话向北京汇报请示，得到了赞同。张春桥对上海市委的方针当时也表示完全同意。

　　"工总司"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大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飞直闹到半夜。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声称要北上赴京请愿。这列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站。于是，王洪文等人就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0小时又34分钟，使上海站36次列车不能出发，开往上海的近百次客货列车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了客货运输。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共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来电报，要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上海市委一方面不接受"工总司"的条件，一方面又派人到安亭，送去衣服、食品，做思想工作，动员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从当时的情况看，可能不要很久，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可是，11月12日张春桥到上海后，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就自行驱车去安亭。他先找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开小会，然后又开大会，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第二天下午，张春桥就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即:(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3)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15日，张春桥又去苏州，同在那里继续坚持北上的工人签订了内容大体相同的五条。这两个五条统称"双五条"。

　　上海市委对陈伯达、张春桥出尔反尔的行动十分不满。陈丕显曾打电话给陈伯达，提出严厉质问"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数不算数?"在曹荻秋主持的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不少同志还当面批评了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但张春桥说，他向毛主席汇报过，并得到了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只好接受了既成事实。

　　张春桥搞的这一手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给市委强加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罪名;二是扶植了反对上海市委的力量——"工总司"，使它迅速扩大，成为搞乱上海的一支主要力量;三是开始为自己培植了一支以王洪文为首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帮派势力。

　　"工总司"的成立，在全国开了一个成立跨行业组织的恶劣先例，从此，上海就出现了大量的红卫兵之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炮轰、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和迫害，使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起来。把上海搞乱之后，张春桥借口江青要他改文章而飞回北京，等待时机，准备下子摘"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