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足轻重，没有与强国平等对话的资格。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仍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弱国。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获得的。

　　■在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紧急关头，过去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研究与撰写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

　　■今天的中国完全摆脱了近代历史上的被动局面，昔日的弱国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正在形成。抗日战争史研究应适应时代的变化，走出历史悲情，扩展学术视野，开展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学术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已经65周年了。在这65年中，世界与中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中国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在国际舞台上曾是毫无地位可言的弱国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发展成为对战局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进而向对世界有更大贡献的强国迈进。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背景下，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相应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不断拓展，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

　　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国地位确立中的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上，中国由于政治腐朽与经济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列强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最后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在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中，中国一步步沉沦，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足轻重，在世界事务中无力发挥作用，没有与强国平等对话的资格。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仍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弱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尽管当时的国民政府深知国联在制止日本侵略扩张方面作用有限，但也只好向国联提出控诉，希望依据国际公理孤立日本，争取到一些外交上的主动。然而，被国民政府视为国际公理的“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并非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九国公约”虽然反对任何列强对中国的独占，规定中国领土完整，但又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目的仍是调整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关系；“非战公约”规定不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或纠纷的手段，但也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期，国民政府期待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但面对英、美、法等国对日的温和态度却无可奈何，在军事失利后“苦撑待变”。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外交上的窘困。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规划战后世界格局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英国与苏联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尚有怀疑，但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力排众议，主张中国在宣言中领衔。而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而中国也确实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计划、筹备成立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发起国和创始国。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后，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获得的。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示出重要的军事价值，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才使中国取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相应的发言权。近年来，对于中国的抗战如何牵制日军主力向东南亚的转移及与德国的配合；中国的持久抗战如何导致日本陆军主力改变实施进攻苏联的战略，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得以全力对德作战；中国如何在本身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派出中国远征军协助英军在缅甸作战；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盟军如何在缅北最早发起反攻；中国战场如何与太平洋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两线作战，从而加快日本法西斯的失败等问题，越来越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些课题，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机地融合起来，不仅深化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抗日战争是中国从弱到强的转折点，是中国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