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分主流和支流，把个别现象上升为一般，并以此来抹黑中共党史，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为学者的资格。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宝藏。若没有深邃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有学科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是由“问题”推动的，是在“问题”导向下实现的。德国学者希尔伯特曾说：“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仅仅有“问题意识”并不足以支撑中共党史学的繁荣，缺乏科学的“问题意识”，将会使学科发展停步不前甚至衰退。

　　大致说来，当前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要具有完备的科学性，需进行三重分析，即现实问题、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具体而言，要在学术思想的脉络中对现实问题有回答；要在现实发展的映照下对历史问题有解析；要在历史进程的演进中对理论问题有总结。毋庸讳言，在研究实践中，有些学者把大量的精力投之于无中生有的“问题”、细节末节的“问题”，缺乏整体观念；还有些学者没有下工夫真正研究“问题”，而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以及教条主义盛行。这些都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中必须加以克服与解决的。

　　现实问题要求避免“口号化”。中共党史研究内容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因此说，现实政治与中共党史学的关联因素非常之多，存在着当代人作当代史之利，也有“时过境未迁”之弊。学术研究在基本立场和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必须认真地去思考和回答现实课题，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指出问题，善于从现实问题的前前后后、内外上下的各种联系之中去把握其本质。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性，决定了其必须以现实为出发点去寻找问题，但对现实问题的“口号化”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比比皆是。殊不知，真正能够为现实服务的学术研究是依其深邃的思想认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领域产生深刻而持久的效果，这不是高喊口号的应景文章所能胜任的。有着科学的“问题意识”的史家，一般能够遵循科学的研究路径并具有相应的器识。卢奇安评价修昔底德道：“他分清了好史家和劣史家的界限：史家的作品应该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而不应徒为目前沽名钓誉；他们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而不应同今人哗众取宠。” “好史家”是把“信史留给后人”，“劣史家”是“为目前沽名钓誉”。只有克服了浮躁的、平庸的风气，建造深厚的学术积累，包括资料的积累、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积累，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前沿有清晰的认识，才能把握现实问题的核心而写出能够影响当今与后世的大文章。

　　历史问题避免“碎片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越来越多的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中，我们看到沉迷于琐碎事件的发掘，对某一现象孤立解剖和观察而看不到整体的不良趋势。一些学者绘声绘色、津津乐道地列举了大量所谓“材料”来渲染历史上党内矛盾与纷争，大揭大批一定时期内党的错误，并宣称他们是真理的代言人，自认只有他们在搞真正的党史研究。实际上，我们并不否认党史上确实存在过某些派别和纷争，但绝不能因存在个别派别和纷争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党内斗争史，而应对这些现象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来看，个别错误对全党发展历程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与伟大成就相比，仅仅是阳光道上的小小坑洼，是末节而非主流，负面影响极为有限。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些地方史料出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罗列一些非常现象，并以此推论全国。如朱佳木先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有的错误是普遍的、全局性的现象，有些运动、错误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虽然也存在侵犯中农利益、冲击富农经济、对地主体罚的现象，存在打“老虎”凑人数、对“五毒”界限不清等扩大化现象，但这些并非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这些借助一些错误的碎片来以偏概全，是不足取的。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分主流和支流，把个别现象上升为一般，并以此来抹黑中共党史，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为学者的资格。在做个案研究时，也要有一个总体性问题的脉络或问题意识，思索局部问题与整体问题之间的关系，若非如此，就会陷在史料堆里出不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目标。

　　理论问题避免“教条化”。作为历史学家族中的特殊一员，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科。其基本内容不但要揭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发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门学科还必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规律。因此，中共党史研究不是单纯叙事述史，还要有更重要的使命担当。龚育之先生指出：“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而“批判性的反思”需要高度抽象的分析与认识。中共历史发展过程纷繁复杂，从多样性中抽绎出一般性、普遍性，从若干具体事件的认识中作出理论分析与概括，才能穿透表象，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但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不是教条化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直接代替具体问题的研究。教条化的学术研究是谈不上有什么“辐射力”的。

　　每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都应该本着“阐学术之真谛，济苍生而文章”的精神，认真思考中共党史研究中科学的“问题意识”。这一关乎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全局的问题，不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党史研究者的职责所在。因为科学确立中共党史研究中科学的“问题意识”，是中共党史研究进步中的根本环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