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第6版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一改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重塑了曹操的形象。2月19日,《光明日报》第3版刊登了翦伯赞的文章《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替曹操翻案》一文。郭沫若、翦伯赞的文章引发了国内史学界、文学界、戏剧界的一场大讨论,讨论的内容涉及历史上的曹操、《三国演义》和戏剧中的曹操、曹操的历史作用、个人品德等问题。这场大讨论遵循的原则对于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加这场大讨论的学者们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意见是对曹操几乎完全肯定,或者认为曹操功大于过,并同意为他翻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第三种意见对曹操完全加以否定,或者认为曹操过大于功。
1949年10月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大陆史学的主流,唯物史观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在这一总原则的指导下,此次讨论主要贯穿了以历史作用标准为主体,并辅以阶级标准和历史主义观念的评价体系,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把历史人物放到具体历史范围和历史条件之内进行评价。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前提下,既考察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又主要考察其历史作用。对曹操评价的这次大讨论,既是对唯物史观这一评价总原则的学术性尝试,也是对历史作用标准、阶级标准与历史主义观念的关系进行协调与结合的尝试。
由于曹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而且他的历史活动具有政治、军事、文化的多面性以及复杂的社会背景,因此,关于曹操评价这场学术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曹操本人是非功过的认识,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体运用的典范,丰富了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推动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研究,其积极作用值得肯定。
“替曹操翻案”大讨论争鸣之热烈、气氛之活跃,可以说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关于这一专题的大量文章。同时,许多大学、科研机构也组织了专门讨论会,并发表了会议综述。1960年,三联书店将这些讨论文章精选汇编为《曹操论集》,并予以出版,从整体上反映了这场讨论的主要成果。
学术发展需要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学术繁荣需要平等而自由的争鸣。“替曹操翻案”大讨论所遵循的原则,对学术的发展与繁荣而言,非常必要,也十分有益,值得总结。
第一,没有政治力量的干预,学术争论运行平稳。尽管此次讨论是由《光明日报》组织发起的,但在论战过程中,始终没有政治力量进行干预,无首长表态,无社会群众轰动,也没有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或封杀之类的做法,学术争鸣的状况比较正常。关于曹操评价的诸多结论,是在争论过程中形成的,而非政治干预或政治人物“拍板”的结果。
第二,无以势压人的倾向,学者们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参与这场大讨论的学者虽然身份、地位有很大差别,但在讨论之中做到了学术平等无以势压人和畏惧权威的倾向。虽然不同意见之间质疑激烈、批评尖锐,但没有在政治立场方面上纲上线,学术气息浓厚,不存在严重的意气用事、人身攻击等现象。这种对具体史学观点的自由批评和讨论,是厘清史实、提高认识、纠正讹误的利器,并有利于促进史学认识的深化,在整体上是推动历史学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也是客观、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社会条件和必要氛围。诸多学者所持的不同价值观不仅不会影响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性而且有利于恢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即使某些事实尚不很清楚,也可以通过自由讨论,继续研究,将更多的历史真相揭示出来。
第三,讨论以学术为准则,并且主要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参与讨论的绝大多数学者秉持求真求实的治史宗旨,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开展自由讨论。他们怀着对学术的真诚和执著,考证、搜集、整理了有关曹操的大量史料,并在不同见解的交锋中蕴藏了诸多崭新的观察视角,既活跃了学术气氛,又为此后的历史人物评价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有着弥足珍贵的学术内核。现在看来,这场大规模争论一方面厘清了关于曹操的许多史实,推动了对曹操的研究并且形成了对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研究高潮;另一方面连锁带动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理论和方法等问题的辩论高潮。因此,此次讨论是一场正常的学术讨论,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辩论的蓬勃气象。
1959年关于曹操评价的讨论是纠正1958年“史学革命”的表现,其史学宗旨、论点导向与“史学革命”的思想倾向对立,这一点不言而喻。因此,无论主张“替曹操翻案”的见解存在什么值得商榷之处,这场讨论的发动都是意义重大、动机健康的,是中国当代史学史上应当肯定的积极表现。如果这种学术讨论的风格继续发扬,贯彻到底,中国的史学研究一定会保持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将持续发展壮大,并取得辉煌的成就。
遗憾的是,此后的学术讨论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使中国史学的发展遭遇了曲折,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了严重损害。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已经有不少论文进行了总结,但对于这场“替曹操翻案”问题讨论所具有的正面意义,目前的评论尚未到位。因此,应当从当代史学史发展的角度,对这场大讨论予以高度评价,以促进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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