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宗教与新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和调整遗留下来的外来宗教问题，如何处理既与帝国主义有联系，更与罗马教廷在教义教理和行政管理上有紧密联系的中国天主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60余年来，学界尚无一篇学术论文充分讨论和梳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根据相关档案资料，拟对中共如何领导、督促中国天主教会开展自立革新运动做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反对和排斥：天主教会的态度和应变措施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在教义教理和行政管理上有直接联系，在各方面都被罗马教廷所控制。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即，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抉择，其态度和应变措施充满了反对和排斥。

　　1946年间，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罗马教宗宣布在中国实行“圣统制”，在中国划分了20个总主教区和138个教区；二是中梵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关系。当时国民党政府任命谢寿康为驻梵蒂冈第一任公使，梵蒂冈第一任驻华公使则为黎培里（Antonio Riberi）。

　　从罗马教廷的立场来看，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是其思想上的最大敌人。1948年，在距离梵蒂冈地理位置最近的意大利举行国会大选时，因共产党可能会获胜，教宗庇护十二世公开表明态度，号召有投票权的天主教徒在选举中击败共产党，选举愿意拥护神圣法律及教会权利的候选人；天主教徒如不参加选举，即犯良心重罪。［1］1949年7月1日，罗马教廷圣职部再向意大利教徒发出了三条反共敕令：天主教徒不得参加共产党；天主教徒不得宣传和阅读支持共产主义理论的书刊；如违反以上两点，即不能接受圣事。［2］1950年7月28日，罗马教廷再次公开表明对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和国家的态度，警告凡是参加“在共产党的指示和赞助之下成立的一些组织”，“不论在何种名目的掩护之下，都将受到绝罚”。

　　作为罗马教廷的外交代言人，在反共方面，黎培里自然不甘落后，来华后，他立即成立了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通过此机构发布和行使罗马教廷驻华公使的权力。他多次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出命令和指示，要求教徒执行圣职部的反共命令。他与国民党政府“颇能相得”，主要是他执行罗马教廷的反共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立场一致。［1］（p.205）

　　黎培里警告教徒不要相信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四处宣讲“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对待共产党的一切，要采取“不看、不听、不讲、不拥护、不控诉、不揭发”的办法，违者要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以“摘神权、停止神功、裂教”来威胁主教和神父等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叛教、反对神长、开除教籍、下地狱”等来警告和威胁一般教徒。朝鲜战争爆发后，黎培里煽动和胁迫中国天主教徒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与新生人民政权对抗，同时还以“流血致命”的“成圣荣誉”，诱使天主教徒自绝于国家和民族。

　　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不多，他们对共产党的主要印象，基本来自国民党的宣传，认为共产党要“消灭宗教”、“破坏信仰”，一般都抱着“恐共”的心态。广大信教群众忧心忡忡，教内弥漫着“教难”的气氛，所有这些都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推到了绝境。

　　二、定位和主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实践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中共就将宗教信仰自由纳入到统一战线范围内，认识到“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3］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共同纲领》。［4］

　　对外国人办的经济、文化及宗教等机构，中共中央指出：“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宗教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以免外国人民误会我解放区政府是排斥宗教”。［5］对已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容许其继续居住及执行业务，暂时不批准新来传教士。由外国人办的学校、医院、教会等，组织其登记、审查，亦可维持现状。［4］（pp.46~48）对外国人建立的教堂、医院、学校等，均“不得进入”。［4］(p.268) 这一切都表明，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涉及外国人留下的各项事务都特别慎重，对宗教工作更是实行特殊政策，着重强调不允许外国及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利用宗教进行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之后，在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宗教的政策法规中，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接见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佛教等各界宗教人士的讲话和文件批复中，都不断重复和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1950年3月，第一届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范围和原则。周恩来两次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要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将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工作纳入到统一战线工作中。［6］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要到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内部去工作，“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6］（p.152）

　　5月，周恩来三次接见京、津、沪基督教界人士时再次强调“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7］周恩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特别指出，“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帮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8］中共中央此时的普遍认识是，对宗教不能实行专政，在短时期内削弱宗教的影响很困难，因此要采取积极主动的对策，将他们团结改造到新社会中。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只能“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而不可越俎代庖，明确表示不会依靠行政命令搞公开的反宗教运动。

　　8月19日，中共中央首次针对基督教、天主教问题发出指示，强调新中国保护信教自由，同时必须警惕天主教及基督教长期被帝国主义利用，成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的事实。对待目前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应当不帮助他们发展，并反对其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同时坚持保护信教自由，并在其中扩大爱国主义的影响，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工具变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事业”，要求在基督教及天主教内部，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对尚未发起脱离帝国主义控制的天主教，要求各地“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所有这些宣传活动“一概不得采取强迫命令办法，尤其不可由教外的人包办代替”。［6］（pp.408~410）

　　在天主教会中，最早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是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1950年，担任辅仁大学教务长的美国传教士芮歌尼（Harold W. Rigney）一再向校长陈垣施加压力，要求天主教会对学校人事任免有最后否决权，并提出解聘五名思想进步的教授等要求。当他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教会一再拖欠1950年办学经费。此外，芮歌尼一方面发表《告本校同仁同学书》，宣布教会不再负担辅仁大学的津贴；另一方面又鼓动学校工友向校方索取薪金。为保证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转，新中国教育部为学校垫支了八九两个月的经费。9月30日，芮歌尼正式答复，外国教会完全停止了经费补助，由此，新中国人民政府决定接管辅仁大学。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深刻批判了帝国主义企图利用终止办学经费继续控制和干涉中国教育的图谋。［9］

　　在配合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同时，中共剑阁地委和广元县委统战部积极向天主教徒宣传党的宗教政策，由爱国教徒做中国籍神父王良佐的工作，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和奴役中国的罪恶事实。经过多次谈话，王良佐结合自己的经历，逐渐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认识到“过去我们这些受歧视、受辱骂、被奴役的神职人员和修生同样也应该站起来，摆脱外国势力的奴役和控制……爱自己的祖国也是符合教规教义的”。1950年11月30日，王良佐与尚锡祝等三位教徒，召集500多教徒集会，共同商讨中国天主教会的自办问题，通过了致全国神长教徒的《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通称《广元宣言》），宣称中国天主教要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

　　1951年1月17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举行茶话会，邀请40余名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座谈天主教革新问题，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与天主教人士公开接触和座谈。周恩来向大家明确表示，我们要爱人民的中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敌我界限必须分清。爱国和“天下教友是一家”并不矛盾。“天下教友是一家”中所说的教友，当然是指虔诚的教徒和善良的教友而言，教徒中的叛徒败类远者如犹大，近者如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工具于斌之流当然不能算作教友。最后，周恩来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自治、自养、自传是能够实现的。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立者才有前途。［10］后来，周恩来再次强调了应该将宗教与政治分开。［11］随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对天主教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规定，指出在梵蒂冈不干涉中国宗教革新运动及不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条件下，中国教徒和梵蒂冈仍可有“纯粹宗教性质上的联系”。［12］

　　3月13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与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撰写的《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两篇文章，前者介绍了天津天主教开展自立革新运动的情况，后者是作者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历史上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神权来达到其私利目的，以及天主教徒如何通过爱国来爱教。毛泽东阅后，批示两文“写得很好……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13］3月14、15日《人民日报》分别进行了转载。［14］

　　总之，中共一直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政策和行动，通过政策宣传、解决实际困难等多种途径，以团结和改造中国天主教会。

　　三、拥护与反对：天主教内部的分化

　　《广元宣言》发表后仅两个月，截止到1951年1月，中国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已扩展到昆明、广州、杭州等53个地区，有10位主教（包括代主教、副主教）、186位神父和40万教徒发表了爱国宣言。［15］

　　北京和天津是华北地区最早参加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地区。1951年1月11日，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促进会筹备会成立。9月16日，北京天主教革新委员会成立。截止到1952年底，“各地天主教先后成立了98个革新委员会（其中76.5%成立于1951年），分布于72个教区中（占全部教区约50%）。”到1957年底，地方性天主教爱国组织增加到200多个。为了向更多的天主教徒解释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天主教抗美援朝委员会，举办天主教神长会议、天主教徒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神长教徒对新旧中国的对比，讨论拒绝接受来自罗马教廷的指令是否是“罪”？是否应该受到“惩罚”？神长教徒逐步认识到罗马教廷散布的“反对共产党”、“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等言论的真实政治目的，开始思考和研究宗教与政治之间的问题。部分天主教会还创办了《广扬》、《信鸽》、《爱国》、《会刊》、《新生》等刊物，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表达对新中国宗教政策等方面的认识和感受。

　　3月31日，南京教区代总主教李维光等793人联合发表宣言，表示除了在宗教信仰上与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外，坚决与它割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16］，首次提出“割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

　　与此同时，黎培里也不断发出声音。1950年12月18日，即《广元宣言》发表后半个月，黎培里向全国主教和神父发布《请视吾主》牧函，反对中国天主教自立革新的方针，并以“裂教”、“违反教义教规”、“妨碍教会的超然性”等罪名相威胁。他还发表了多篇《学习参考》，对自治、自养、自传进行另外的“解释”，宣讲不要让“教外”的人插手，要形成天主教内部管理和传播的局面，维持现有的圣统制。这些文件通过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层层下发，传播面极广，使广大天主教徒深受其害。

　　表面上看，黎培里仍然是罗马教廷驻中国的公使，他也遵守教廷“坚守岗位”的指示未曾南迁台湾，为此还曾引起国民党“外交部长”吴铁城的不满［17］，但梵蒂冈拒绝承认新中国，按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对不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新中国也不承认它与中国的外交关系。［4］（pp.44~45）因此，黎培里已经不具备外交官的资格，只是一个停留在中国的摩洛哥普通侨民了。1951年5月，南京天主教徒上书南京市市长，要求将黎培里驱逐出境。将不法外国侨民驱逐出境是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就制定的政策，后又多次重复。［18］震旦大学天主教徒和北京地区天主教徒也发动了驱逐黎培里的签名运动。9月4日，南京市军管会决定将黎培里驱逐出境。［19］9月5日，《人民日报》特别发表社论，号召天主教徒下定决心与潜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分清界限，并且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才是全国一切天主教徒的“唯一正当的出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