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大天主教徒积极接受新中国人民政府政策的同时，一些天主教徒仍然顽固地跟随旧势力，并采取了有组织的与新中国人民政府对抗的行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圣母军”（又名“圣母慈爱祈祷会”），这是1948年黎培里为了应对时局而将其引进中国的，因此，中国“圣母军”组织一开始就有鲜明的政治目的，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受欺骗的虔信教徒”。［21］“圣母军”总部设在上海天主教全国教务协进会内，直接归黎培里领导。1948~1951年间，上海、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北京等地共建立“圣母军”组织3个分会、28个区会、400多个支会，发展十分迅速。他们经常秘密集会，交流情况、讨论和布置活动，还出版了反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书刊，如《恐怖的共产主义》、《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煽动天主教神长、教徒与新中国人民政府对抗到底。1951年7月13日，天津军管会取缔了反革命组织“圣母军”［21］（p.255）；之后，济南、青岛、开封、上海等地也相继取缔了当地的“圣母军”。在政府的严厉打击和彻查下，到1953年12月，已有71%的“圣母军”人员登记和退出。［21］(pp.765~766) 1955年9月8日，上海市公安机关还破获了以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之后两三个月内，上海地区有近3万名教徒，包括曾参加过“圣母军”或“教理小组”的青年教徒，分别参加了揭发和声讨的集会。［22］

　　在此期间，各地公安机关先后破获了一批利用天主教的帝国主义间谍案，如广东梅县美籍主教福尔德间谍案、平原新乡美籍主教米甘间谍案、沈阳法籍主教费声远间谍案、昆明法籍主教德为能间谍案、西安意籍代主教葛露膏等间谍案、济南德籍主教杨恩赉间谍案等等，这些间谍案的破获充分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的事实。

　　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第一次致中国天主教徒通谕，号召天主教神长和教徒“勿以敌众而萌退缩意”，鼓励他们坚守和祈祷。［23］1952年2月，罗马教廷圣职部以“企图在共党中国成立一个国家的教会”的罪名，将李维光代总主教“开除教籍”。［2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天主教建立全国性爱国组织，在几个主要宗教中是最后一个，其主要原因就是教宗庇护十二世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研究中国天主教独立自办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梵蒂冈罗马教廷与中国天主教会的极强制约和限制关系，注意天主教教义中服从“长上”的教义对广大天主教徒有极强的限制和压力。让天主教徒摆脱对罗马教廷的限制和束缚，比基督教会脱离外国母会更为困难，甚至连最早发表自立宣言的王良佐神父一度在思想上都出现了动摇，到外国神父那里行忏悔礼。

　　四、自选自圣：天主教在新中国的自立

　　1951年10月，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补选了震旦大学原校长胡文耀为政协委员。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维光、胡文耀等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12月，济南教区副主教董文隆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给予天主教自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拥护者以很高的政治待遇，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1956年1月30日，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主教、神父、教徒共同倡议成立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组织。7月16日，由37位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发起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26日，周恩来接见全体代表，鼓励天主教人士自办教会，鼓励大家搞好教会内部团结，不要有门户之见。［25］

　　11月2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规劝后，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终于转变态度，他以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地位最高的总主教身份表明鲜明的立场，在神职人员和教徒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他多次祝圣主教，为中国天主教摆脱梵蒂冈的干涉和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6月17日至7月13日，7月15日至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和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26个省市、100多个主教区的主教、代主教、副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徒代表241人。在近两个月的会议中，他们认真讨论了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天主教内部肃反、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以及宗教政策等诸多问题，明确指出了中国天主教要实行独立自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宗，在政治经济上割断与其的联系。［26］会议还重点讨论了“爱国是否有罪？”“无罪是否应受罚？”等问题。皮漱石总主教、王文成主教、河北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烟台教区宗怀谟主教等从神学上、法理上阐述了“爱国是天主的诫命”、“没有罪，罚就不能成立”、“罚是惩恶而不是惩善”、“宗教处罚只能用于宗教事务上”、“因爱国而受罚是无效的”，为广大天主教徒打开了宗教思想解放的大门。

　　1949年时，中国20个总主教区中仅4位是中国籍总主教，79个主教区中仅29位是中国籍主教，138个教区中仅有20位是中国籍主教。虽然1949~1955年间，罗马教廷陆续祝圣了18位中国籍主教，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天主教自立运动的开展，大部分外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或自动离开、或被驱逐、或被判刑、或限期出境，此外，还有约10位中国籍主教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因而，出现了100多个教区主教空缺的局面。主教是天主教教阶制的核心，没有了主教，就意味着牧职无法延续，意味着天主教会的消失。为了解决该问题，中国天主教会决定自选自圣主教。1957年12月16日，投票选出了李熙亭为成都主教区主教，成为中国天主教第一个自选主教。［27］

　　1958年3月18、19日，汉口和武昌教区分别自选了董光清、袁文华为主教。本着在宗教上“当信当行”的原则，将此事呈报了梵蒂冈罗马教廷。1958年3月26、28日，梵蒂冈先后回复，称汉口和武昌两主教自选“无效”，祝圣和被祝圣者都将被处以“超级绝罚”。4月13日，蒲圻教区主教李道南为董光清和袁文华举行了祝圣仪式。截止到1963年9月，中国天主教已经自选自圣了近50位主教。为了进一步抵制罗马教廷对中国教会的干涉，1959年7月26日，皮漱石总主教在给北京教区姚光裕祝圣主教时，还开创了在祝圣仪式中部分不用拉丁文而改用中文的先例。

　　罗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的自选自圣非常愤怒，按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法令，任命主教的权力归教宗所有。1958年6月29日，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致中国教会》通谕，称自选自圣主教不合法，祝圣者和受祝圣者均受到“超级绝罚”。［23］（pp.406~407）消息传回国内，天主教各地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大会，通过了多份抗议书。

　　1962年1月，中国天主教第二次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改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彻底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任务，满足天主教徒宗教生活的需要，提出了办好神学院和修女院，开展搜集整理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等新任务。［26］（pp.84~93）

　　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是中国天主教1000多年历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自立革新运动使中国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办教会的道路。这一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完成的，正如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天主教的纪律是严的，不得到梵蒂冈的允许，发表一个革新宣言是很困难的。”“政府不出面支持，他们是不敢进行革新运动的，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28］“为了展开这个运动，我们应采取积极领导而不是消极等待的政策……广元天主教徒王良佐等所发表的《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也是在川北地委积极推动下产生的。这些经验以及其他一切经验证明：基督教、天主教的任何有效的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教徒的自发运动，而只能在党和人民政府积极领导督促下发生和发展”。［12］（p.95）

　　［ 参 引 文 献 ］

　　［1］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05页。

　　［2］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130页；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3］《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595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86页。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9］《肃清美帝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势力》，《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10］《中央文教委员会邀华北区天主教人士茶会交换天主教革新运动意见周总理到会讲话，指出人民政府支持和赞助宗教界的爱国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月21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19页。

　　［1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01~20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30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7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14］《天津市天主教徒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3月14日；张羽时：《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人民日报》1951年3月15日。

　　［15］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编：《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教育教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16］《南京溧水句容陶吴镇丹阳等地天主教徒发表响应爱国运动联合宣言》，《新华日报》1951年3月31日。

　　［17］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233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7、38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7页。

　　［19］《天主教徒纷纷致函柯市长要求将黎培里赶出中国去》，《新华日报》1951年5月27日；《震旦大学校长等170余人要求解散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解放日报》1951年6月16日；《北京市天主教北堂区教徒坚决要求人民政府驱逐黎培里宣言》，《人民日报》1951年9月2日；《北京市天主教徒要求驱逐黎培里的签名名单（续完）》，《人民日报》1951年9月5日。

　　［20］《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中国》，《人民日报》1951年9月5日。

　　［21］《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22］《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0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后上海市天主教堂的宗教生活呈现新的气象》，《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23］陈方中、吴俊德编：《中梵外交关系六十年史料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2002年版，第403页。

　　［24］罗渔、吴雁编著：《中国大陆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记》，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5］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138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编：《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教育教材》，第123页；《河北省志·宗教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26］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编：《圣神光照中国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五十年来的辉煌足迹》，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63~72页。

　　［27］《天主教成都教区选出中国人当主教》，《四川日报》1957年12月18日。

　　［29］《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