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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新中国65年的发展与抓住历史机遇
发布时间: 2015-01-12    作者:朱佳木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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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说得最多的词汇之一就是机会难得,要珍惜时机,抓住机遇。我理解,他所说的机会、时机、机遇,就是对我们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的有利外部条件;所谓抓住机遇,就是要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展我们国家,不要错过这个时机。例如,他讲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1]“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2]

  回顾历史,中国在近代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阻挠,错过了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结果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欺辱。中国无数仁人志士虽然用尽各种办法拯救国家、复兴民族,但在很长时期内总是遭遇失败。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抓住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高涨的历史机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才使得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有了希望。

  我们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在制定任务时总要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国内国际的有利形势和不利形势,以便把握时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高度重视对战略时机的分析,善于判断和利用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毛泽东说过:“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3]“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4]在全面抗战初期,他深刻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撰写了著名的《论持久战》,预言了战争的三个阶段,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对全民抗战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他又作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分析对中国人民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后指出:“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5]在抗战胜利后,他又领导全党充分利用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坚决回击了由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适时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带领全国人民仅用三年时间便彻底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扫除了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政治障碍。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抓住各种历史机遇,并通过自身艰苦奋斗而取得的伟大成果。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5年里,我们党是不是同样抓住了历史机遇呢?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后时期是持肯定意见的,分歧不大;而对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不少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有的人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搞计划经济、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等等都是走错了道路,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时机;反过来,要是继续搞新民主主义、重点发展轻工业、搞市场经济、放开农产品价格就好了。事情真是这样吗?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不只是国史研究难以搞好,更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哪里走的问题。

  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提出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鉴于旧中国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又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仍然要实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比如说15年或二三十年,以便让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是轻工业和商业)继续发展,给工业化建设积累必要的资金、物资,同时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等条件成熟后再重点发展重工业,相应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我们党对经济发展战略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产生了新的设想,做出了新的选择。首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出兵侵略,对我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促使国家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国防工业显得尤为迫切。其次,党中央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形势判断出发,决定从1953年起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着手制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要用较快速度发展工业,必须以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制造业等为重点,从而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再次,周恩来、陈云于1952年率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对中国“一五”建设进行援助问题,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基于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为保卫世界和平,包括消除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隐患做出了巨大牺牲,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厂设计、工业设备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专家来华和接收中国学生、干部赴苏留学、实习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从而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有了实施的现实可能性。面对这个新形势,毛泽东在1952年9月讨论“一五”计划方针和听取周恩来、陈云汇报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改变了原先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的设想,提出从即时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15年时间完成过渡的主张。

  为什么新中国开展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就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必须得到先进工业国的援助,这种工业国在当时只是苏联而且只可能是苏联。援助国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地生产,而且这种援助是全方位的,如果受援国中国在工商业中仍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无计划地生产,援助和被援助就会很不顺畅,拿今天的话说,叫作体制不“接轨”。此外,要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首先要开展工业的基本建设,要建工厂、买设备、招工人、开矿山、供原料。而在当时的中国,恰恰缺少资金(包括外汇)、商品粮、各种原材料和能源、技术人员等等。这就需要加强资金的内部积累,资源的集中配置,技术力量的统一调配,粮食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要做到这些,当时只能采用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并相应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和国有化。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这本身就说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用较快速度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那个决策,使我国在“一五”时期顺利开展了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为我国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尽管在发展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我国毕竟用不到30年时间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6]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继续搞新民主主义,在农业和轻工业里打圈圈,绝对不可能用那么短的时间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打下那么牢固的基础,也不可能使中国有那么大的发展后劲。因此,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是丧失机遇,相反是为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历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后来没过几年,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这从反面也说明了那次历史机遇稍纵即逝的特点,说明了我们党当年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多么的及时。

  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后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左”的偏差,特别是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建设的时间。但从那个时期出现的两大国际机遇看,一个又被我们党抓住了,另一个虽然没有完全抓住,但耽误的时间并不算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国长期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贸易禁运政策。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虽然通过香港以及民间方式千方百计与西方国家做买卖,但毕竟难以开展大规模经济往来。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几个重大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机遇。首先,美国政府为摆脱越战泥潭,集中力量与苏联争霸,频频释放信号,表示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与美元、黄金脱钩,加快了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同时,西方国家为缓解普遍发生的滞涨,加快了产业调整的步伐,加上微电子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信息革命,促使跨国公司将高耗能、高污染的原料工业、制造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于第一个历史机遇,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促成了基辛格、尼克松先后访华;后来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促使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关系获得全面发展,也为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6](p.172)对于第二个历史机遇,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特别是“四人帮”把引进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统统批成所谓“洋奴哲学”、“卖国主义”,使我们未能抓住那次机遇。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很快开始同西方国家和公司谈判借外债、买设备;随后又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设备与技术。所以,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顶多不过五六年。因为再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在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另外,它们的金融尚未放开,产业也没调整,即使我们开放也没有用。还要看到,“四人帮”粉碎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推动下,我们也抓住西方同我缓和关系以及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动用43亿美元外汇储备,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口了一大批化纤、化肥、轧钢、采煤、发电等产业的成套设备。这些设备后来在改革开放时期陆续投产,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争取时间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在国内,“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国际上,世界战争的危险有所减弱,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这一时机,果断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而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1978年至2011年,中国充分利用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创造出世界瞩目的又一个中国奇迹: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年均9.8%的高速增长,由位居世界第十位上升至第二位,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8%提高至10%,全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工作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使中华民族以更大的步伐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国内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对中国的历史机遇进行了新的分析和判断。他指出,在国内,中国发展具备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社会生产力基础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人力资源丰富,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我们要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这样的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他还说,从全球看,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7]他强调,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8]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于什么是历史机遇以及如何抓住历史机遇问题,有了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认识。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力量,以抓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以改进党的作风和社会风气振奋人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部署,全力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篇章。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我们党在新中国执政的65年里,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曲折,但总体上抓住和利用了历史机遇,一直在引领我们国家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并且使我国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一二百年甚至三四百年才走完的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当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这个目标,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9]他之所以这样讲,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虽然有很大区别,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是一致的,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实践探索上是一致的,在及时抓住和充分利用历史机遇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促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上是一致的。他的这一论述可以说是国史研究的“纲”,抓住了这个“纲”,我们就能把握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就能正确总结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就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9、1369、1316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2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

  [8]《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作者简介]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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