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即日起用新名称。”［1］有学者指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成立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创始、整合乃至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走上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目前，学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科学院院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的记载，如樊洪业主编的《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1］；二是学者的回忆或记述性文章，如温伯友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纪念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58周年》［2］（pp.612~625）、张志会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始末》［4］等；三是研究性论著或汇编，如郭金海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选聘与增聘》［5］、《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创立与重建》［6］，龚云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以建国后十七年为例》［7］，等等。但这些成果多是一般性介绍，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历史贡献，推动并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认识。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发展历程 

　　（一）酝酿阶段（1949年10月至1955年5月）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组织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1953年2月24日至5月26日，钱三强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其中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是刘大年、张稼夫、吕叔湘）访问苏联，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向苏联学习如何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印，第26页。）1953年6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学部的构想。（《中国科学院学部史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2015年印，第8页。） 7月23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在第23次院务常务会议上做《对今后科学工作的意见》报告，提出“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社会科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四部”。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同样提出要设立社会科学部等四个学部的建议。（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印，第95、239页。）1954年1月28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政务院第204次会议上提出：“参照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经验，科学院应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拟暂分社会科学等四个学部；学部只管学术领导，不管行政职务。”（王少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4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印，第21页。）会议批准了该报告，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实行学部委员制度。1月30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并初步通过了秘书处及学部人员名单，社会科学部主任为郭沫若（兼），副主任为张稼夫（兼）。3月6日，中国科学院第11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条例》。5月7日，中国科学院秘书处召开第八次处务会议，讨论了担任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的标准及产生方式，拟定学部委员人数为40 ~ 45人。（王少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4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印，第6、8、11、17、29页。）6月3日，社会科学部筹备委员会成立。1955年5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筹组学部经过及召开学部大会的报告》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印，导言第2页。）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也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之前，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6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1950年4月，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为基础，经过调整扩充，建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1954年改名为历史研究所第三所。1950年6月，在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研究所。1953年建立经济研究所，撤销社会研究所，人员合并到经济研究所，狄超白任代所长。1950年6月，在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调整、组建了语言研究所，罗常培任所长。1950年8月，在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和考古组以及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基础上，经调整建立了考古研究所，郑振铎任所长。1954年成立了历史研究第一所、第二所，郭沫若兼任第一所所长，陈垣任第二所所长。［1］（pp.前纪1~2） 

　　（二）正式成立（1955年6月1~10日）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内的四个学部正式成立。开幕式上，历史学家陈垣代表哲学社会科学部发言。（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47页。） 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做大会报告，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我国过渡时期国家建设中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二是“我国近代、现代史和近代、现代思想史的研究”。［8］潘梓年代表哲学社会科学部做报告，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部是领导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各研究所工作的机构，同时应当推动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起组织和指导的作用。（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41页。）该报告总结了五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各研究所当前的工作和社会科学部今后的工作，概述了我国从事社会科学的人数以及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领域各研究所的情况。 

　　6月3日，周恩来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公布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名单，共233人，［9］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共61人，即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叔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1957年又增聘了嵇文甫、吕澂、陆志韦三人。参见《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务常务会议纪要》，中国科学院档案馆：57-2-32。）6月7日，学部成立大会主席团召开第二次会议，宣布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为郭沫若，副主任为潘梓年。（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54、133页。）6月8日，学部成立大会举行分组会议，宣读并讨论学术论文，其中对历史考古组石兴邦的《半坡报告》、范文澜的《近代史分期问题》、翦伯赞的《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三篇论文讨论颇为热烈。［10］ 6月10日，各学部选举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有15人，即于光远、王亚南、尹达、向达、李达、何其芳、狄超白、金岳霖、范文澜、胡绳、郭沫若、陈望道、翦伯赞、潘梓年、罗常培。（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133页。）下午召开的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决议》。 

　　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之时，共有研究人员206人，其中副研究员以上54人。（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8年印，第140~141页。） 

　　（三）发展阶段（1955年6月11日至1975年6月28日） 

　　首先，至“文化大革命”前，哲学社会科学部又陆续建立、接收、调整扩建了一批研究机构。 

　　1955年9月，建立了哲学研究所，潘梓年兼任所长。同年10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划归哲学社会科学部，郑振铎任所长。1956年12月，在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文组的基础上扩充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包尔汉任所长。1958年6月，建立民族研究所，刘春任所长。1962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与民族研究所合并，撤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建制，合并后的民族研究所受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领导，包尔汉任所长。1957年4月，建立情报研究室，林仲任主任。1957年10月，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建室初期隶属于历史研究所第二所，1960年析出独立建制，首任室主任李俨。1958年10月，建立法学研究所，张友渔兼任所长。1959年1月，《新建设》杂志划归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以张友渔为主任的编委会，吉伟青任主编。1961年7月，建立了亚非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张铁生、李志和任亚非研究所副所长，王箴西、王康任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1964年1月，亚非研究所分设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1965年3月，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1965年8月，西亚非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的编制、经费划归到中央对外联络部。［1］（pp.前纪2~3） 

　　1963年12月15日，中央外事组向中央呈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提出要新建一批研究外国的研究机构。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个文件很好”，并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1］（p.前纪3）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积极落实中央批示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部又相继成立了几个研究外国问题的研究所。1964年5月，在世界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经调整、扩充建立了世界历史研究所，汪士汉任副所长。5月19日，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姜君辰兼任所长。1964年8月，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任所长。同月，以文学研究所的东方文学组、西方文学组、苏联文学组、东欧文学组和中国作家协会所属《世界文学》编辑部为基础，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任所长。［1］（p.前纪3） 

　　此外，“在中国科学院名下，先后成立了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国际关系研究所”，“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业务上给予一定的指导”。［1］（pp.前纪3~4） 

　　其次，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部共召开了三次学部委员会议，对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在1957年5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重理轻文”问题的讨论中，与会者对于在我国重视自然科学是一致拥护的，但一致认为社会科学也不能被轻视。翦伯赞说：“现在有的人似乎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在北大有人把科学分为好几等。数学第一等，物理第二等，化学第三等，生物第四等……社会科学当然被列为最末等。”他不同意这种分法，认为科学只能分类，不能分等。［11］沈志远同意翦伯赞关于科学不能分等的看法，认为社会科学方面必要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吴承禧提出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是否可以分家”的问题，他说：“科学院是否可以分成两个，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分开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有助于专业化，一是有利于减少两者之间的矛盾。”（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8年印，第153页。）是较早提出建立社会科学院的设想。这次会议还提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应进行有系统的资料调查、整理、提炼和理论研究。（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年）》，第140~143页。） 

　　1957年7月2日，为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宣部请示并建议：由潘梓年、刘导生、裴丽生、尹达、刘大年、何其芳6人组成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潘梓年任书记，刘导生任副书记；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术思想方面的问题，请中宣部直接领导，一般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工作仍由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12］8月9日，中宣部批复同意。1958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党组致函中宣部并中央，请示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独立工作单位。［13］自1958年11月起，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上属于中国科学院，实际则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单位，政治和科研业务归中宣部直接领导，因此，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第四次扩大会议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于1960年、1963年单独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现实问题研究提到首要地位；注意划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线；各种学术上的意见都应有广泛的发表自由等。［14］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强调，要在思想战线上开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斗争，要在实践中培养、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15］这次会议还明确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任务、重点，确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哲学社会科学部艰难发展。1969年11月，哲学社会科学部全员分批被下放到河南劳动改造。1971年1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哲学社会科学部部分知名学者先行调回北京。1972年7月，其余人员随之陆续返京。 

　　（四）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过渡（1975年6月29日至1977年5月7日） 

　　1975年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科学事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部。6月29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业务工作管起来，并商定学部的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分别由国务院政工组和办公室管理，还指示胡乔木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要办个刊物”。7月16日，“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发表学部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任主任，调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学部工作”。17日，胡乔木即召集临时领导小组开会，分析了当前学部的状况，并宣布“学部各个研究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学部下乡下厂的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7月底全都回来”。［16］ 21日，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到哲学社会科学部任职。7月下旬，学部各个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逐步恢复。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若干事项的通知》，指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其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国务院指定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指导学部的业务工作，并由国务院政工小组管理它的政治工作。教育部不再担负对学部的代管。”［17］但由于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该计划被迫中止。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7年4月5日，哲学社会科学部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变名称问题的请示》。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请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至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退出历史舞台。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历史贡献 

　　在二十余年时间里，哲学社会科学部尽管一度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仍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8］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及巩固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密不可分。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后，不仅组织科研人员广泛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还强调要将其运用到各学科的研究中去。如文学研究所确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19］的方针，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中国历史发展与马列主义理论紧密结合，多数历史研究者逐渐从旧的唯心史观转向了新的唯物史观、从个人关门研究转向集体研究、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论”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如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经济学领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哲学领域的“合二为一”问题、美学问题、法学的阶级性问题等。对于这些学术问题或学术争论，研究者们查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其主要思想、基本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促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期，各研究所编写出版了大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通史性著作，如《中国史稿》［20］、《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21］、《中国哲学简史》［22］、《中国哲学史》［23］等，《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中国哲学史》还成为高等学校的教科书。潘梓年曾指出：“一本好的教科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各门科学研究的成果条理化、系统化，并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著作，对培养干部和推进学术工作有很大的重要性。”（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43页。） 

　　（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初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潘梓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对各门科学缺少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表现为工作零散、内容残缺不全”，并强调：“这种状况必须努力加以改变”，“要有计划地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43页。） 

　　1955年底，在中宣部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具体负责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工作开始。随后，为加强对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领导，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2年长期规划的制定工作。［24］6月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来自哲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等15个学科的750多位科学家，分为30多个小组对《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进行讨论。［25］ 

　　为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方面，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请各学科的著名学者分析本学科的现状及国内外发展态势，提出未来12年的发展重点；另一方面，组织有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讨论相关学科12年发展的远景，提出未来发展的目标。［26］1956年6月中旬，《1956 ~ 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拟定完成。规划草案规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工作的总任务，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我国的历史，整理和研究我国的科学文化遗产，同时研究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吸收世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知识部门的发展和繁荣。（《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56年印，第1页。） 

　　规划草案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考古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研究等15个学科，每个学科都提出了在1956 ~ 1967年间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要完成的重要著作。同时，规划草案也规定了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整理我国历代重要学术著作、翻译外国古典和现代学术著作以及系统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情报、编纂地方志、编纂百科全书等方面的任务。在人才培养方面，规划草案明确提出，12年内中国科学院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高级研究人员要增加到16100人，中级研究人员要增加到24800人，初级研究人员要增加到24600人等。（） 

　　1956年7~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又向北京的700多位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及22个省市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征求了意见。此外，1957年底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时，也就规划草案的内容征求了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指出：“《规划》（草案）曾经发给全国许多地方广泛征集意见，并根据意见进行了修改。目前《规划》（草案）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这个规划是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家的集体创作。当然，由于我们对制定规划还缺乏经验，加上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规划》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缺点。但因为有了这个《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有了大致方向。”［27］1958年7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28］该规划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初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后来由于各种政治运动，这份规划并未完全贯彻落实，但它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不容置疑。首先，这个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做的“顶层设计”，也是我国首次制定远景规划，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郭沫若所言：“有了规划，我们便能提纲挈领地全面进行工作……不至于在暗中摸索”。［29］其次，很多学科已经实施了规划中的内容，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潘梓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指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各个研究所已经开始根据这个规划草案来制定自己的年度计划，高等教育部门也组织了57种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其他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研究工作也正在逐步开展”。（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年）》，第140页。） 

　　（三）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潘梓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之初就提出：“必须研究国家生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的理论的和实际的问题”，（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43页。）1959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切勿忽视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要积极发展，加强领导。“鼓励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有系统的、长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的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30］ 

　　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后，来自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高度重视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我国生产力配置和经济区划问题，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国际经济等方面的现实问题都受到学者的关注，并诞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如孙冶方的《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刘国光的《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数量关系初步探讨》，杨坚白的《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1］（p.前纪9）等都是其中代表。 

　　在历史学领域，由范文澜撰著的《中国通史简编》被广泛认为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陈其泰指出：“此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和描述中国历史进程的杰作，全书鲜明的观点和浓厚的理论色彩，是以对大量史实准确地把握和深入考辨为基础的，是20世纪中国史坛上‘成一家之言’的名著。”［31］《中国通史简编》问世以后，多次再版重印。此外，这一时期的成果还包括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等，［1］（p.前纪7）这些通史和专史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考古学领域，1950~1966年，考古研究所先后到河南辉县琉璃阁、渑池县仰韶村、安阳殷墟、洛阳烧沟、三门峡水库区、陕县庙底沟、上村岭，陕西长安沣河、半坡、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地，以及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辉县发掘报告》、《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长沙发掘报告》、《西安郊区隋唐墓》、《郑州二里冈》等。此外，“杨树达著《积微居金文说》，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夏鼐著《考古学论文集》”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1965年底，考古研究所建成中国第一个“碳-14断代实验室”。［1］（p.前纪7）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语言研究所于1955年10月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上提出的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语规范化以及文字改革，对大量减少文盲、迅速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忠俊主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印，第267~270页。）语言研究所组织并指导开展了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国近2000个点做了调查，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此外，还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李荣的《切韵音系》，等等。［1］（p.前纪9） 

　　在民族学领域，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人员参加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8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组历时近3年，整理出数百种调查资料、文献档案资料，共计1500万字（附调查报告3440万字），编印出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合编，计57种。1956~1965年，民族研究所还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合作，先后拍摄了10多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将当时还保留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制形态的真实面貌纪录了下来。［1］（p.前纪8）这些规模空前的科学调查活动，为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文学领域，1958年，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合作，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了调查，选编了100多种资料。此外，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何其芳著《论〈红楼梦〉》、余冠英和钱钟书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1］（p.前纪9）在学术界均有重要影响。 

　　在哲学领域，以认识论的问题为中心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特点问题、党的建设等问题受到研究人员的重点关注，主要成果有潘梓年的《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等。［1］（p.前纪10） 

　　此外，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编辑出版了10多种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主要有《新建设》、《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评论》、《中国语文》、《考古》等，为学界搭建了交流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 

　　（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机构基础。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6大学部，39个研究所。［32］其中有些新成立的研究所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期研究所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如1957年4月建立的情报研究室数易其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前称情报研究所，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两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7年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现今的民族文学研究所是从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期的文学研究所分拆出来的；原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共同领导、后由中央对外联络部单独领导的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1981年重新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又成立了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后改为欧洲研究所）等。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初步奠定了人才基础。1955年8月5日，国务院第17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每年7 ~ 9月招收研究生，期限暂定四年，研究生毕业后由中国科学院授予科学副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1955年首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但1957年5月高等教育部发出了不再授予副博士学位的通知，因此，中国科学院未授予任何研究生副博士学位。）。哲学社会科学部在1955~1957年共招收研究生39名，其中1955年7名、1956年30名、1957年2名。（参见1955 ~ 1957年《中国科学院年报》。）由于接连发生的政治运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的实施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如此，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还是培养了一批素质较高的科研人才，充实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也为后来建立完整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积累了重要经验。 

　　除了培养研究生，哲学社会科学部还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人才，如举办训练班、学习班，选派留学生等。为建立新中国考古队伍，开创新中国考古事业，自1951年8月起，考古研究所与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考古人员训练班以及见习研究员训练班，训练班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裴文中、陈梦家、苏秉琦、安志敏、王仲殊、宿白等授课，（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年）》，第168页。）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1956~1961年，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举办了12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养了方言调查研究的专门人才和推广普通话的骨干2000多人。［1］（p.前纪8） 

　　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在高等学校招生和选派留学生时，除应有大量学生学习技术科学外，还应保证相当数量的优秀学生学习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33］据统计，1952~1963年，赴苏联科学院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为6人、实习生11人。［34］同时，一些毕业于重点大学的优秀青年陆续加入各研究所，他们在研究人员的指导下努力钻研，很快成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新生力量。这也为后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奠定了人才基础。 

　　此外，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风养成乃至在学术界影响和地位的奠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遴选的荣誉学部委员和学部委员中的年长者，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些前辈学术大师直接培养或带领下成长起来的各学科带头人。 

　　结　　语 

　　黎澍曾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大部分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35］而这其中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后成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完成的。应该说，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除了前文所述的重要历史贡献外，笔者还想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部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建制做出了重要贡献。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设立使得学术研究走向组织化，也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平台，如建立学部制度、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培养哲学社会科学高层次研究人才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部是特殊时期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抓手。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部设立的初衷在于加强学术领导，但是，学部成立以后，其职能并不局限于这一方面，而是成为具有行政和业务双重职能的机构。学部名义上虽然属于中国科学院，但是自1958年以后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其地位相对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是通过中宣部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加以实现的。 

　　最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缩影。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可谓波澜壮阔，通过对学部的个案研究，能够大体上反映改革开放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总结其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鉴戒。 

　　［ 参 引 文 献 ］ 

　　［1］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温伯友：《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纪念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58周年》，胡广翔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综合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页。 

　　［3］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张志会：《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始末》，《科学时报》2014年4月4日。 

　　［5］郭金海：《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选聘与增聘》，《世纪》2013年第1期。 

　　［6］郭金海：《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创立与重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龚云：《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以建国后十七年为例》，《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1、2期。 

　　［8］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6月12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人民日报》1955年6月4日。 

　　［10］《夏鼐日记》第5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1］《在科学院学部大会分学部会议上　社会科学家初谈体制问题　生物学家对学术领导问题有不同看法》，《光明日报》1957年5月25日。 

　　［12］《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党的领导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档案馆：57-1-3。 

　　［13］《关于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独立工作单位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档案馆：58-1-2。 

　　［14］《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确定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把研究当前问题摆在首位》，《人民日报》1961年1月12日。 

　　［15］《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学术战线的任务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研究当代革命问题　刘少奇主席向会议作了重要讲话　周扬同志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5日。 

　　［16］《胡乔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470页。 

　　［17］程中原：《1975年哲学社会科学部在邓小平关怀下恢复业务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8月17日。 

　　［1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版，第4页。 

　　［20］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2］侯外庐主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2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4］《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人民日报》1956年3月15日。 

　　［25］《七百多位科学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光明日报》1956年6月12日。 

　　［26］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27］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年第45期。 

　　［28］《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央档案馆：G229-22-24-1。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3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9年4月19日。 

　　［31］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32］王伟光：《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3日。 

　　［3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34］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 

　　［35］黎澍：《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薛倩，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102488。 

　　［责任编辑：郑　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