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会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推动国家建设和维护职工权益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新中国工会史史料丰富，包括资料汇编、领导人相关论述集、档案、地方志、统计年鉴、报刊文章、口述资料等多种类别。基于史料，该领域形成四类研究成果，即梳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历史经验的通史类研究，阐释工会理论发展创新历程的理论发展史研究，关注工会制度创立、演进及转型历程的制度史研究，围绕工会职能展开的工会具体工作实践的历史研究。新中国工会史研究成绩丰硕，但还存在成果积累不平衡、史料运用缺乏创新、研究范式亟待突破等不足。

　　[关键词] 工会史；中国当代史；史料；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 冯维，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政治史、社会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1ZDA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2条规定：“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桥梁”和“纽带”，工会在推动国家建设和维护职工权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会坚持“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发展方向，担负起新的时代责任。鉴于工会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广泛影响，学者们展开相关历史研究，形成了丰富成果，但以此为主题的长时段、系统性、全面化的学术述评不多。为此，本文尝试对新中国工会史研究的各类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提供助力。

一、史料现状

　　史料是历史编研的基础，新中国工会史研究的推进同史料的出版和公开密不可分。目前，已出版或可查的相关史料可谓数量庞大、种类多样，下文进行分类概述。

　　第一类：资料汇编。由官方机构编著的资料汇编，为新中国工会史研究提供了权威的一手史料。汇编主要涵盖中央文件、领导讲话、新闻社论等内容。如1956年前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下文简称“全总”）编的四辑《中国工运资料选编》以内部读物形式出版，首次将同时期与工会工作相关的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及新闻社论结集出版，为当时的研究者与工会界了解相关政策方针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改革开放后，汇编数量增多，内容上以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为主，具有代表性的包括1982年编写的内部资料《建国以来工运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89年出版的《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这些汇编内容多有重合，但各有独特价值。如《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的附录，收录了1949年以来的“工会组织建设状况”等统计数据。鉴于改革开放前统计年鉴匮乏，这些数据资料有重要价值。目前，最为系统、全面的资料汇编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这套丛书收编史料的范围从19世纪40年代至1993年工会十二大结束，共分62卷。其中综合编按时期立卷，共14卷，第6—13卷为新中国时期；产业编按行业分铁路、教育、财贸等17卷；地方编按照省级地区立卷，共30卷。这套丛书是研究者全面把握工会系统架构和宏观发展态势的必读史料。

　　第二类：领导人相关论述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工会的职能定位和工作方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工会工作负责同志都发表过重要讲话和文章。这些论述集和文集也是重要史料，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刘少奇论工人运动》《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中国工会的改革与建设（1984—199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工会的基本职责》《赖若愚纪念文集》《尉健行谈工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综合分析领导人相关论述集，有利于梳理和总结党领导工会工作的思想方针及其发展变化。

　　第三类：档案。档案是历史编研的核心史料，新中国工会史相关档案分为中央、地方和基层档案三类。中央档案包括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全总档案及相关领导档案，地方档案为省市档案馆馆藏的工会系统的档案，基层档案则指企业和单位自存的档案材料。目前，地方档案的内容较为丰富且最易搜集和查阅，其中最主要的省市总工会档案一般囊括综合、组织人事、宣传教育、生产、劳保福利等工作的一手材料。一些档案馆还另藏有产业工会和基层工会档案。如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市总工会全宗档案2246卷，另有15个产业工会档案、市总工会干部学校档案、市前门区工会档案。

　　第四类：史志。地方志、统计年鉴、编年纪事等都是新中国工会史的重要基础史料。目前可查的工会史志数量较多，可分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或行业工会）和企事业工会三类。地方工会又分为省、市、县不同层级，它们的史志编撰体例相仿，分为工人状况、工会组织、工会工作、先进人物等部分，但内容侧重有所不同。省级工会志更关注中央和省级相关政策。如《浙江省工会志》专设“文献资料辑录”篇，收录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工会代表大会、省总工会发布的相关文件。市县级工会志包含地方具体工作案例和创新工作方法。如《南京工会志》专门介绍了地方创新性的“三双活动”工作情况，《六合县工会志》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六合县工会在签订集体合同中形成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六个六”经验做法。与地方工会志相比，产业工会志会介绍相应产业的发展状况。企事业工会志则记录了更多历史细节。如《清华大学工会志（1950—2000）》提到，1950年该工会为解决会员生活的燃眉之急，组办会员急用贷款，并具体说明“当时共有急贷基金17000斤小米，每次借款额一般以250斤小米为准，归还期最长为4个月”。省、市层级的工会志就鲜有此类微观的历史记录。

　　编年纪事使研究者了解历史基本脉络，为深入研究提供线索。上文介绍的地方志都包含“大事记”部分。一些著作对全国工会发展大事进行梳理，如《新中国工运大事记》和《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纪事》梳理了1949年至1988年的工会大事。

　　统计年鉴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目前常用的工会年鉴包括全总编写的《中国工会年鉴》和《中国工会统计年鉴》两种。前者刊载了当年大事记，各级地方工会及产业工会发展状况、重要文件、法规政策、统计数据等资料。后者则更专注于数据指标的整理呈现，包括港澳台相关数据。还有一些地方工会年鉴可供研究使用，如《上海工会年鉴》《山东工会年鉴》。

　　第五类：报刊文章及相关出版物。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等报刊都曾发表大量与工会相关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可作为研究史料。此类文章集中刊发于工会系统主办的报刊中。全总主办的报刊具有全国影响，包括新中国成立前（1924年）创刊的《中国工人》、1949年创刊的《工人日报》和1952年创刊的《中国工运》。地方层面，各省、市总工会均主办机关报，其中创刊较早的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办的《劳动报》（1949年创刊），浙江省总工会主办的《浙江工人日报》（1949年创刊），四川省总工会主办的《四川工人日报》（1950年创刊）等。改革开放后创刊，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南方工报》（1994年创刊）。在地方期刊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工会博览》（1984年创刊），辽宁省总工会主办的《当代工人》（1980年创刊）等。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不同于资料汇编和档案史志，视野宽广，事例鲜活，能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历史面向。

　　工会相关出版物也是新中国工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总就出版《大家办工会》，向全国宣传工会工作经验。1953年，全总又出版《五三工厂工会工作经验》，推广沈阳五三工厂的工作创新模式。改革开放后，由全总政策研究室编写的地方工会改革著作，是考察地方工会试点改革的重要资料。如《葫芦岛之路》全面记录了葫芦岛市总工会直接代表职工群众协调处理突发性事件，化解社会矛盾的改革尝试。《梨树之路》则收录了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从实行工会主席直选入手，对工会群众化、民主化进行探索的工作过程和经验总结。沃尔玛工会的建立是新中国工会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全总采写的《沃尔玛（中国）工会建立纪实》是研究该事件的重要资料。

　　其他类：口述史料、书信日记、社科研究等。与古代史相比，丰富的口述资料是当代史研究的独特资源，它蕴藏着文件、档案等文本不具备的丰富信息。口述与文件、档案互为对照和补充，能更好地呈现历史全貌。如《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收录了全总书记处原书记陈用文回忆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会工作的重要报告和举措，可以与相关史料对照使用。除了口述资料，当代史中书信、日记、回忆和记录式网文也十分丰富，可作为研究参考。

　　此外，一些社科研究，如社会学中与工会相关的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经济学中与工会相关的统计研究，也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资料。这些研究包括对工会发展状况的调查，对工会主席的问卷调查，对代工厂企业工会转型的案例研究，对外资企业工会状况的案例研究，对推行工会民主选举的案例研究，对广东省工会直选的案例研究，对上海市工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案例研究，对义乌工会的案例研究，以及关于工会影响工人报酬的统计研究等。与历史研究相比，以上社会调查、案例研究、统计研究反映了更接近当下的现实状况，为研究者梳理发生不久的历史事件提供必要的基础。同时，研究者在进行历史宏观描述和评断时参考这些研究结论，有利于增进历史书写的时效性和历史阐释的可信度。

二、研究述评

　　（一）工会通史研究

　　新中国工会史研究的首类成果是通史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对新中国工会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梳理，并对其变迁特征和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正如中国工运先驱邓中夏所言：“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的。”中国工会史的通史编纂，通常以中国共产党诞生，建立工人运动领导机关为起点，并涵盖新中国成立后工会工作的内容。具有代表性的通史研究，如王永玺主编的《中国工会史》，该书的时间跨度为19世纪中叶到1988年工会十一大，在全书十一章中，后四章为新中国工会史。而其主编的《新编中国工会史》，则将时间跨度延伸至21世纪初，在全书九章中，后五章为新中国工会史。新近出版的由中国工运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工会简史》共十章，后六章为新中国工会史。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工会史在整个中国工会史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通史著作编写也呈现“厚今薄古”的特征和趋势。将新中国工会史以中国工会史“子集”的方式呈现，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会发展的接续关系。只有在认清革命时期工运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才能对新中国工会史的演进有深刻理解和客观评断。

　　一些著作以新中国成立为书写起点，是更加“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工会通史研究。具有代表性且内容最全面的是《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其全面性在于，在上册以时间为序梳理新中国成立到1989年工会发展史的基础上，下册以类别分章对工会的主要工作进行专题回顾，包括“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推进企业的民主管理”“持续推进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活跃职工的文化生活”等13个方面。同时，下册还对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其他相关著作包括张喜亮的《新中国工会40年》和高爱娣的《新中国工会史（1948—1998）》。其中，后者的创新之处是，将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为新中国工会史的起点。这是因为：“六次劳大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会历史上一次人数众多、代表广泛、意义空前的盛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由长期分裂走向全国统一、走向彻底胜利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工运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会所解决的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问题，为新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揭开了序幕，迎来了新中国工人运动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总结历史经验是新中国工会通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学者普遍认同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障，维权作为职能导向，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是工会发展的三条重要历史经验。此外，高爱娣在总结新中国工会50年基本经验时还强调，“在工会与政府的关系上，坚持合作支持与监督制约的统一”是重要经验。王永玺等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提炼了中国工会运动的三点启示，除了党的领导和维权导向外，还强调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是关键所在。冯永光等在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工会发展经验时，还强调了理论创新、法治化、借鉴国外工运有益经验和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意义。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工会实践经验的研究中，胡洪彬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指引、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依法依规以及把工会工作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等五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二）工会理论发展史研究

　　工会理论指导着工会的制度建设和工作实践，工会理论发展史也是广义上工会史的重要组成。工会理论研究侧重于对工会职能属性等问题展开规范性讨论，而工会理论发展史研究是对工会理论生成和演变历史的实证性研究。

　　中国工会理论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阐释和改良，随着党领导工会运动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与中国工运实际深入结合，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体系。戴文宪对这一百年工会理论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指出中国工会理论的演进与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和成果，又是党和党领导的工会、工人阶级进行伟大探索和奋斗的过程和成果。刘佳认为，中国工会理论随着社会情境和时代任务的转换而发展，在不断尝试与中华民族传统、时代阶段特征、党的历史使命、工会组织逻辑相适应的过程中，经由文本传译、试错反思、政治实践和学科建构等环节，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他还将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成果概述为“工会再造”理论，具体表现为“政治形态”“职能形态”“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系统再造。马子富对20世纪中国工会理论研究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要点回顾，其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66年）先后介绍了邓子恢、李立三、高岗、刘少奇、赖若愚等提出的工会理论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1999年），作者列举了这一时期的15种工会理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深化对工会历史使命、角色功能、改革转型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20世纪50年代是工会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间党内发生过两次工会理论问题论争。论争的五个主要问题是“公营企业是否适用‘公私兼顾’原则”，“公营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和政府是否存在不同的具体立场”，“工会与执政党的关系”，“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的关系”，“工会的基本任务是生产还是福利”。当时，参与论争的党内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子恢、李立三、赖若愚、陈伯达、高岗等。邓子恢最先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公营企业中仍存在的公私矛盾是工会工作的客观基础，工会应当在具体立场上与行政有所区别，代表职工利益，维护职工权利。陈伯达和高岗持相反意见，认为工会与行政的立场完全一致。1951年5—6月，刘少奇撰写了《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指出公营企业中的公私矛盾具体表现在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的关系上，工会既要维护党的立场和整体利益，也要维护职工的具体权益。高爱娣对此文进行了专题研究。王晓明等将这一时期刘少奇对工会理论的贡献概括为六个方面。李立三和赖若愚是这一时期负责工会工作的主要领导。游正林认为，二者都指出了工会在促进生产方面的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在物质上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二是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王晓明等总结了李立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工会理论进行的开创性探索。王永玺指出，赖若愚对李立三的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发展，集中表现为他强调工会具有保护职工群众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职工群众的“保护”和“教育”的双重职能。新中国工会工作在赖若愚的领导下创造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学者全面总结了他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此外，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周恩来也曾强调工会教育职工群众的职责。有学者总结，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国工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虽然探索遭遇了政治批判而未能成功，但仍然具有为中国工会在80年代中后期继续探索并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奠定认识前提和理论基础的重大意义。

　　工会理论内涵集中体现在工会章程、方针，以及教材中。全总组织部编写的《中国工会章程简史》系统梳理了工会章程的订立和修正史，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工会理论的发展成就。高爱娣将改革开放30年来工会方针的演进划分为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好地维护了职工切身利益”，到“作为工人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更加凸显”，再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并构筑理论体系”三个阶段。陶志勇总结并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44项工会理论成果，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工会理论创新的全貌与成就，并将理论创新路径概括为“问题驱动—实践创造—经验总结—理论升华”。刘佳从教科书视角出发考察了中国工会理论形态建构的历史逻辑，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会教科书建设经历了转译、引入到本土性理论建构的历史性转变，而教科书书写的三种范式，即“史论结合型”“要素结构型”“政治文本型”，也是中国工会理论建构的三大基本类型。还有一些研究集中阐释了具体时段工会理论的创新成果。关于中国工会理论发展史的研究说明，新中国工会理论在内涵上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在发展道路上具有独特的演进路径。

　　（三）工会制度史研究

　　除通史和理论发展史，制度史也是学者关注的主要对象。新中国工会制度史，指新中国成立后工会制度的创立、发展、衰落、重建到转型的历史演进过程。与通史梳理历史脉络不同，制度史研究更关注工会制度立法、职能定位、组织建设和改革变迁的历史过程，并对制度演进的动力、条件和影响做出分析阐释。目前，新中国工会制度史研究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工会制度的创立”和“改革开放后工会制度的转型”两个议题。

　　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会制度创立的历史考察中，高爱娣梳理了1950年《工会法》颁布的历史，发现这部《工会法》既吸收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内容，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历史和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特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创新。在工会组织属性问题上，任云仙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打破工会作为职业社会团体的公共属性，使其成为整合工人的核心组织，目的在于将工人组织起来，成为新政权可信赖和可依靠的力量。王晓明则从三个方面梳理了工会组织体系创建的过程，即全国性统一的工会组织的创建，产业工会的建立与发展，地方工会与基层工会的组织建设。他还指出，工会组织体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特的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的关系，二是工会组织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及高度的动员力和官僚化。

　　在改革开放后工会制度转型的历史研究中，学者遵循一条主要的历史线索，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陈骥主编的《中国工会十五年（1978—1993）》开篇就讲：“中国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工会工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条历史线索，学者对制度转型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和阐释。吴建平在其专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会的制度变迁》中认为，工会制度转型具有两条脉络，即“角色与职责的转变”和“内部结构分化与整合”，前者主要通过全总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来实现，后者通过不同层级的工会组织调整表现出来，这两条脉络在交错中各自呈现自身的发展逻辑。他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共发生了四次系统改革，其趋势表现为基层工会在职责上“瘦身减负”，地方工会则“以上代下”，整合各种资源来履行基层工会难以履行的维护和服务职责。这种变化在国家治理中表现为，从以企业工会为主要载体参与企业治理转变为以地方工会为主要载体参与地方治理。1980年至2000年，工会两次积极参与创办企事业单位的现象，就反映了这一转变。冯永光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制度变迁是组织化与制度化双重逻辑的结果。在其专著中，他将这一解释进一步表述为“政治组织社会化和社会组织政治化双向运动的过程”，并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会制度改革划分为“从一体到统合”“维权与利益整合”“三维一体”三个阶段。不难看出，关于转型变迁的制度史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事业》一书还对党的建设引领工会组织建设展开专题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对工会组织提出新要求，工会通过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增强组织凝聚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来加强自身组织建设。

　　（四）工会工作实践相关历史研究

　　对工会工作的具体实践展开历史研究，也是新中国工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会在经济生产、政治宣传、劳动保护、保险福利、文教娱乐等方面完成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成效反映着工会的职能发挥情况。学者重点关注的是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职能”。工会维护职能也是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主要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下文首先对社会科学界的主要观点做简要介绍。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关系的变化，中国工会组织也把过去‘以生产为中心’的功能模式转变为‘以突出维护为中心’的功能模式”。那么，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情况如何呢？社会科学界对此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有限，原因在于工会缺乏独立自主性。游正林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会发生的三次大改革，其目的都是通过改善工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降低工会的“官办”色彩，增强工会的自主性与活力，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性权益的力度等手段来加强工会与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工会有一定的自主性，并能实现对工人权益的维护，且具有区别于西方工会的职能实现机制。佟新发现，北京外资企业工会就是主动维护工人利益的“能动的行动者”。朱旭斌的案例研究说明，中国工会具有多种维权资本，尤其是行政资本，有助于工会的维权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社会科学学者在工会维护职能问题的研究上多采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该视角下形成了解释中国工会功能的四种模式，该视角的突出特征是特别关注工会与党、国家间的冲突。

　　以上关于工会维护职能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基于史实梳理，以非理论预设的客观标准来阐释和评断工会具体实践工作的研究，而这恰恰是历史研究的追求。如李力东分三个阶段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会维护职能的演进，即改革之初以保障职工生存为基本特征，《劳动法》颁布后维护职能的多样化发展，以及进入21世纪后维护职能的制度化发展。“多样化”与“制度化”体现了工会维护职能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成就。谭泓通过历史梳理，呈现了中国工会不同于西方的双重角色定位（即“既维护职工利益又维护全国总体利益”，“既代表职工又代表党和政府”）从孕育到实践，再到体制性强化的历史逻辑。可见，与西方工会不同，中国工会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角色定位，并在维护职能的实现上具有自身的发展路径。劳动保险（社会保险）的管理工作，是工会发挥维护职能的重要实践。金亚如考察了1949—1956年上海企业工会中劳动保险机构的建立和劳动保险工作的开展，得出工会劳动保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的结论。李滨生将工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定位总结为“全权管理”“停止工作”“职能让渡”和“加强参与”四个阶段，并认为当前工会的作用有所不足。福利工作同样是工会实现维护职能的重要实践。有学者认为，工会福利工作经历了“包揽福利”到“发放福利”，再到“谋取福利”的历程。但在不同时期，工会福利工作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黄岑玥发现，1949—1956年工会福利工作经历了“公私兼顾”“面向生产”“改善生活”三个时期，并在“经济主义”错误和“官僚主义”错误间摇摆，其实质是试图纠正“官僚主义”偏向与产生“官僚主义”偏向的体制之间的矛盾反映。王晓慧认为，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工会的福利职能渐弱，表现为福利费没有保证、福利设施剥离、严格依靠规则发放困难补助等。

　　除维护职能外，工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生产动员是工会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举行劳动竞赛则是其主要方式。游正林考察了1949—1956年的劳动竞赛历史，发现开展劳动竞赛不但使工人群众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来，更使工人群众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实现思想改造，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劳动范式”。任云仙也发现，这一时期，作为准行政组织的工会通过组织“诉苦”和生产动员的方式使工人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与经济生产中。不难发现，生产动员工作受到政治宣教的深刻影响，文化工作也呈现这一特征。工人俱乐部和工人文化宫是工会实施文化政策，开展职工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场所。刘宇考察了1950—1966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组织的各项文艺活动，讨论了国家主导的“革命娱乐”与民间需要的“传统娱乐”间的张力。胡霁荣梳理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发展与活动历史，呈现了“工人文艺”生产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冯维则将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职能变迁的历程分为五个时期，研究发现工人文化宫总是在国家意志和职工群众需求的合力中实现其职能，并受到组织环境和经济体制的决定性影响。在工会工作实践的其他方面，学者还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会调研工作、集体协商工作等进行了历史梳理和经验总结。

　　实际上，并非所有新中国工会史研究都能纳入通史、理论发展史、制度史、工作实践相关历史研究四类。一些研究由于成果较少未单独分类述评，如20世纪50—60年代基层工会的个案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纺织工会研究（1949—1956）》《晋华纺织厂工会研究（1949—1966年）》。这些成果的特点是，从历史背景、组织沿革、工作实践与经验教训等方面做全面梳理，系统总结工会各方面的工作实践，并考察工会在抗美援朝、企业民主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一化三改造”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的工作和影响。

　　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综上所述，新中国工会史研究具备良好的史料基础，积累了大量优秀成果。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一些挑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首先，研究成果的积累不平衡。如果以时间为线索，目前新中国工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1949—1956年，以及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两个时段。除通史编纂成果外，对1957—1977年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作实践展开细致历史考察的研究还十分缺乏。如果以工会组织类型为标准，目前围绕全总和地方工会的研究较多，关于产业工会的研究较为少见。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总就要求建立22个全国产业工会。产业工会在国家建设和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影响如何？是否具有不同于地方工会的特征？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答的问题。如果从工会具体工作来考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维护职工权益、进行生产动员、保障职工福利、组织文娱活动等专题，而对劳动保护、民主管理、技术交流等的研究还很缺乏。此外，对工会个案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也不多，这与工会史志极为丰富的状况形成反差，亟待充分使用这些史料展开有意义的个案或比较案例研究。

　　其次，史料运用缺乏创新。本文列举的新中国工会史史料近十种，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文件、领导讲话和档案展开。相比之下，基层工会史志、官方和非官方报刊中的相关报道、口述资料都未在研究中得到充分使用。一方面，这与不同史料在丰富度和易得性上的差异有关，研究成果自然集中于相关档案公开程度最高，相关史料更易搜集和查阅的时段和对象上。另一方面，这也受到研究范式的影响，具体将在第三点不足中详述。全总官网“史料征集”板块显示，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均发起了一些工会史料征集活动，这说明民间蕴藏着不少工会史料。这些民间史料，加上未被充分利用的史志、新闻报道和口述资料为新中国工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如何挖掘、整理并使用好这些史料，值得研究者关注、研究和实践。

　　再次，研究范式亟待突破。新中国工会史研究，尤其是通史编纂，主要遵循传统中共党史研究的思路和规范，在历史书写中有“以论代史”的特征，在历史分期上也基本与党史分期保持一致。如《中国工会简史》《新编中国工会史》和《新中国工会史（1948—1998）》，均以1956年、1978年（或1976年）、1992年、2002年（或2000年）、2012年为分期节点。诚然，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其组织存续、制度建设、功能发挥都受到党的领导方针和施政措施的深刻影响。工会史甚至可以作为广义上党的建设史、执政史、制度史中的分支。因此，工会史与党史分期重合符合历史逻辑。但一些研究表明，工会职能变迁的历史脉络并不总是与党史分期一致。这就提醒学者，在研究中应避免先入为主地依照党史来编纂和研究工会史。此外，传统研究范式强调，总结和评述历史以文件、讲话中的内容为遵循，这种方式在研究诸如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制度变迁的议题时具有局限性，因为文件和讲话中并没有对制度变迁的路径特征和动力机制做出总结和阐释。这些都要研究者根据史料，结合跨学科研究，自己找到答案。上文提到已有学者进行了类似尝试，但还没有形成研究范式上的创新。近年来，党史研究已在主动寻求在革命史和制度史等方面进行范式创新。这些新动向值得新中国工会史研究者关注和借鉴。宽阔的研究视野，学理化的解释路径，借鉴跨学科方法，并与社会科学研究形成对话，不仅能够提高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影响，更有利于中国工会史学科的长远发展。当然，无论范式如何创新，严谨而扎实地运用史料仍是开展研究的根本。（注释略）

　　原文刊发：《工会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第6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