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对国内互联网的成功治理是实现互联网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之治”的亮点之一。中国互联网治理历程与技术进步、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联系，呈现出起步、发展、全面推进、深化的梯度演进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应用、互联网制度体系、网络生态、互联网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成为举世瞩目的互联网大国。中国互联网发展奇迹蕴含着互联网治理的中国经验，包括依托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保障、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科学的方法论等，是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互联网治理之路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中国互联网；综合治理；治理效能

　　作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互联网诞生至今已有50余年。中国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至今也有30余年。30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互联网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网之路，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福祉做出突出贡献，成为“中国之治”的亮点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对于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一直存在着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互联网治理工作横加指责乃至“妖魔化”。例如，把中国互联网治理体系贴上“威权主义”不当标签，把中国的互联网战略恶意曲解为“中国网络称霸论”，等等。因此，加强对中国互联网治理历史经验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为中国特色治网之路提供有力的实践和理论支撑，而且对于开启网络强国建设新征程也具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界高度关注互联网治理的历程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是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在中国互联网治理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具体区间等方面尚未形成共识。同时，学界聚焦互联网治理重心变化的研究较少，尚未系统性地勾勒出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全貌。本文遵循互联网信息技术进步影响社会进而调适治理模式及方法的发展逻辑，以互联网信息技术重要进步和用户交互方式变革为主要划分依据，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将中国互联网治理进程分为四个阶段，从全球视野、国家发展、技术进步、制度环境等维度综合把握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国特色互联网治理梯度演进的历程，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中国互联网治理的起步阶段（1994—2001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纷纷制定和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全球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序幕也由此拉开。截至2000年7月，美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1.37亿人，“占全美总人口的一半”，电脑拥有量也已于2000年达1.6亿台。与之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还较为落后。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个人电脑还属于“奢侈品”；中国还没实现与国际网络的互联互通等。1993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信息化建设。互联网是信息化的显著标志。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的需求迅速提升，中国也加快了接入国际互联网的步伐。1994年4月，中国“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国际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国家”。从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起到2002年博客诞生前，我国处于以静态网页信息展示和有限交互为主要特点的第一代互联网发展阶段，也是中国互联网治理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党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举措有：

　　大力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  信息化的基础在于网络基础设施。自1993年底起，中国相继启动了金桥、金关和金卡工程，即“三金工程”，加快建设以中国科技网、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为代表的互联网骨干网，为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发放第二代移动通信（2G）牌照。互联网发展初期，受互联网基础设施薄弱、电脑价格和上网资费昂贵、办理手续复杂等因素影响，互联网普及率很低，“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网民）在1994—1996年尚不足10万”。国家也因此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互联网普及率。1995年5月，邮电部正式向全社会开放互联网的电话线接入服务，从此，用户可以快速便捷地办理入网手续。1999年3月起，邮政电信资费进行结构性调整，降低了固定电话初装费和上网相关资费。这虽有利于增加互联网用户，但由于当时个人电脑价格和上网资费依然较高，更多的人是通过1998年前后在大街小巷迅速兴起的网吧接触互联网，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沟通、娱乐等便利。短短几年，中国网民数量增长迅速，截至2001年12月31日，我国有上网计算机1254万台，网民达3370万人。网民队伍的日益扩大不仅促进了互联网商业化，也逐步生成网络空间舆论场。以水木清华BBS论坛（1995年创立）和天涯社区（1999年创立）等为代表的各种网络论坛迅速兴起，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新途径及社交的新方式。互联网的社会属性逐渐显现。

　　以较为宽松的互联网产业政策，促进互联网行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1995年5月，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在中关村成立，为中国互联网商业化奠定了基础。中国政府顺势而为，实施鼓励创新和发展的扶持政策，为互联网创新创业者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例如，2000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随着遍布各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产业基地以及各种优惠政策支撑互联网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腾讯、百度等标志性互联网服务企业纷纷涌现。互联网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创新业务，电子商务、即时通信工具、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等快速发展，推动了互联网的社会应用。

　　对互联网发展中出现的负面效应加强治理，趋利避害  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互联网的“双刃剑”影响逐渐显露。互联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开放性、匿名性也带来了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网络犯罪等治理难题。党和政府在积极发展互联网的同时也着力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一是动态调整互联网管理体制。为了加强对互联网事务的有效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延续由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对互联网事务进行领导和协调的同时也不断对具体监管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国互联网接入国际互联网和早期发展阶段，由于中国科学院具有电子计算机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等优势，在国务院授权下，由其牵头承担互联网相关管理职责。比如，1997年中国科学院获得授权组建和管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负责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的管理工作。随后，当互联网商业化浪潮到来时，学术机构监管力量相对不足，治理模式过渡到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信息化、邮电部负责网络运营、电子工业部负责产业政策、中国科学院负责技术管理的“四驾马车”阶段。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业务监管越来越细化，信息产业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多部门参与互联网管理。这种互联网管理体制的变化是政府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业务的细化调适，有利于发挥各监管部门的专业优势。但当互联网技术和业态的不断创新逐渐模糊了原有的监管边界时，“多头管理”弊端也就随之显现出来，需要通过提高协调的层次和力度加以解决。二是重视对互联网的规范管理。党和政府针对互联网管理逐步建章立制，“1994—2001年，中国颁布了针对互联网的法律１部、行政法规７部、部门规章４部”，使互联网发展和治理有法可依。在2000年之前，中国互联网领域的立法重点在于规范互联网接入环节，涉及互联网安全、域名等方面。2000年后，中国互联网领域立法逐步转入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阶段，连续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

　　总体而言，在中国互联网治理起步阶段，党和政府以发展为导向，以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产业发展为施策重点，同时通过立法对互联网接入环节和信息内容进行必要规制，以保障互联网的健康发展。2001年7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强调，我们对信息网络化问题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实践证明，在积极发展的同时兼顾管理是符合当时我国互联网发展实际的正确方针，为下一阶段互联网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发展阶段（2002—2011年）

　　2002年，“博客中国”网站开通，博客这一个性化、交互式的网络交流新方式迅速在网民中兴起，互动性的显著提升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式进入第二代互联网发展阶段。博客用户短时间快速增长，一些博客因吸引了大量关注而成为“网络大V”，具有一定的网络影响力。网络舆论功能在我国手机普及和自媒体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凸显。2009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向电信运营商发放了3G牌照，我国正式进入3G时代。3G网络的发展带动了我国手机网民数量迅速增长。截至2009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2.33亿人，这也带动了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草根媒体”快速发展，“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多点参与传播新形态改变了以往广大网民单向接受媒体信息的局面，同时，无序的网络表达等行为影响越来越大，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构成了挑战。2002—2011年，我国处于以创造信息和分享交互为主要特点的第二代互联网发展阶段，也是互联网治理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举措有：

　　强化对互联网媒体属性的认识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现实。2002年11月，江泽民首次指出：“因特网的发展尤为迅速，它已成为中国新闻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针对互联网的媒体属性，党和政府提出了“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等一系列新要求，并根据互联网的媒体属性提出新的治理方针，如强调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向互联网转移，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网络媒体要传播先进文化，等等。

　　顺势调整互联网管理体制  第二代互联网发展阶段的到来也对原来以信息产业治理为主的互联网治理体系提出新的要求。这一阶段以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为界，可分为两个具体时段。2008年之前，我国互联网管理体制在维持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领导下的多部门共管格局基本不变的同时，政府积极构建社会参与的互联网治理新模式，鼓励各类网络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的基础上发挥纽带、社会监督等作用。例如，截至2002年4月，130家互联网行业从业单位签署了我国第一部《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迈出了建立我国互联网行业自律机制、规范从业者行为的第一步。2004年6月，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开通，为公众监督互联网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直接渠道，多元参与的互联网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也标志着我国互联网在加强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方面又向前迈出实质性一步。2008年3月，国务院实行大部制改革，其中，“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2011年5月，国务院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网信办），负责落实互联网信息传播方针政策和推动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互联网事务的统筹协调，但由于统筹的层级还不够，仍不能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互联网“多头管理”问题。

　　多角度展开治理工作，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为有效应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复杂局面，党和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第一，党和政府鼓励主流媒体网络化发展，建设网上宣传阵地。1997年1月，人民日报网络版进入国际互联网，成为我国最早进入国际互联网的大型网络媒体。2000年8月，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的展会上，人民日报网络版首次以“人民网”的形象亮相，标志着人民日报网络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空间这一重要宣传阵地。第二，拓展公共部门网络沟通新途径，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各级政府积极开通官方网站、网上论坛、网上留言板等网络沟通渠道，将民间网络表达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主动问政于网民。2008年6月，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视频直播同广大网民在线交流。此后，越来越多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也借助微博等形式积极发声，与网民沟通交流，致力于正确引导网络舆论。2010年，微博元年开启。短短两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3亿，其中政务微博数量超过5万，政务微博已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成为各级政府践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有力途径，微博被公认为“正在改变官方和公众话语权整体格局”。第三，党和政府把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治理放在了重要位置。在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网络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信息内容的治理尤为重要。互联网事务相关职能部门陆续出台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规章，不仅规范了互联网信息内容的发布流程，还对违法和不良信息内容的处理及责任追究等重要事项进行了规范，通过网络实名制对信息发布者实施人员身份管理。同时，有关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通过在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等，对大量低俗、不良信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并运用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了监管。

　　简言之，这一阶段我国互联网的治理在延续产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媒体治理和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以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和谐。在前期互联网治理实践的基础上，201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就我国互联网建设和管理提出“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阐明该方针是“中国政府的基本互联网政策”。2011年11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这既是对前一阶段方针的继承，又突出了发展的科学性和安全性要求，是因应当时互联网治理环境新变化的必要调整。 

　　三、中国互联网治理全面推进阶段（2012—2019年）

　　自2011年起，互联网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我国面临的国际互联网安全形势日益严峻。2011年5月，美国政府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将所谓的“网络自由”概念纳入美国外交政策框架向全世界推销，并以此攻击与其理念不同国家的互联网治理政策，制造国际互联网阵营的分裂。2013年6月起持续发酵的“棱镜门”事件暴露了美国以维护自身安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实施网络监控、窃密和网络攻击的严峻事实，危及我国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发展进入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颁发“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TD—LTE）”经营许可，即4G运营牌照，标志中国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升级换代到4G时代。4G技术真正满足了随时随地联入网络的要求，深刻改变了通信方式、信息传播和社交方式，也推动中国全面开启指尖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2014年6月，中国网民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83.4%，手机首次超过台式电脑成为最主要的上网终端。手机网民成为网民中的主体，各类手机应用程序得到广泛使用，也因此催生出移动支付、“互联网+交通”等新业态新模式。互联网舆论场进一步活跃，以网络直播、短视频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形态崛起，也因而增强了互联网的“风险变量”效应。基于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从2012年到2019年，以中共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到2020年“全球数字治理元年”开启之前，我国进入互联网治理的全面推进阶段，党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举措有：

　　确立网络强国发展新目标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已成为网络大国。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还相对落后，区域和城乡差异比较明显，国内互联网发展瓶颈仍然较为突出。因此需要整体布局，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把网络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全新高度，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回应了严峻的网络安全态势，首次提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的目标，锚定了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方向。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深刻剖析了我国同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相比，在互联网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并提出“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等要求，为建设网络强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7月公布实施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将网络强国的战略总目标分解为三个阶段性目标，细化组织实施方案，建设网络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加清晰明确。2017年10月，建设网络强国的目标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2018年4月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对加快推动网络强国建设进行全面部署，网络强国建设进入快车道。

　　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进一步释放互联网的红利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宽带网络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国纷纷加强宽带建设。截至2012年底，超过127个国家和地区发布并实施了宽带国家战略。与发达国家相比，彼时我国宽带网络发展还面临着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宽带应用不够丰富、宽带产业链上游环节对外依存度较大等问题，既不能满足在国际竞争中塑造国家发展新优势的外在需要，也不能满足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需求、亟须在国家层面启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2013年8月，国务院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将宽带网络作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加强战略引导和系统部署，推动我国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健康发展。以“宽带中国”工程为标志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支撑起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自2015年网络提速降费实施以来，2015—2020年，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和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过95%。各项降费举措年均惠及用户逾10亿人次，累计让利超过7000亿元。宽带网络的加快普及为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互联网+”概念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明晰了“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路径。在中央、地方、企业多层面多主体的共同推进下，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改进公共服务质量的强劲动能。为保障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对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系统部署，标志着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进入升级换代新阶段，对于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具有深远意义。

　　制定综合治理的方针，提高互联网治理效能  互联网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党和政府进行综合治理、形成治理合力，通过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等途径提高治理效能。

　　一是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管理体制的完善是互联网治理的关键环节。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原有互联网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因此，解决多头管理问题十分紧迫。进入新时代，网信事业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网信事业的强有力领导成为必然选择。2014年2月，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履行对网信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职责，包括统筹协调网信领域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发展战略等，有效解决了中央层面统筹不够的问题。8月，国务院授权国家网信办履行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职能，互联网治理权的具体行使主体更加明确。随着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党和政府对网信事业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国家网信办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作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为加速推进网络强国战略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组织保障。为了更好应对网络空间的复杂局面，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意见》，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供指导。在综合治理方针指导下，我国对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服务商的责任和义务作了详细规定，压实了企业的主体监管责任；将身份认证嵌入互联网治理中，先后出台具体规定落实了电话、即时通信工具、互联网用户账号的实名认证，增强了网民的责任和自律意识。

　　二是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中国互联网治理实践中更加注意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技术等多种手段，以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2016年11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网络安全领域首次有了基本大法。

　　三是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治理表现出较强的国际性。自2014年起，以主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为标志，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进程。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成为互联网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主张。中国还在发展数字经济、网络执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开展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2017年3月，中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并于12月和有关国家一起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等。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互联网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综上可见，这一阶段中国互联网治理围绕维护国家安全和建设网络强国，对网络基础设施、网络意识形态、国际合作等诸方面进行系统部署、综合治理。

　　四、中国互联网治理深化阶段（2020年至今）

　　2020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数据要素价值不断释放，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个性化和定制化、智能化应用蓬勃发展，全球加速从信息时代迈进数字文明新时代。例如，2021年“元宇宙”概念流行，2022年ChatGPT横空出世，等等。

　　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客观上要求互联网治理范式也要与时俱进。“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全球互联网都开始转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新范式。”这个新范式即为数字治理范式。所谓数字治理，“是现代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以政府、市民和企业为治理主体，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从2020年开始，数字治理成为联合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政策议程，因此也有学者称2020年为“全球数字治理元年”。2020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公布“数字合作路线图”，开启了全球数字治理新篇章。多国也纷纷出台本国数字转型战略，例如，美国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英国的《国家数据战略》、日本的《综合数据战略》等，形成全球数字竞争新格局。各国还加强了数字治理立法和执法力度，比如，美国制定的《2020年5G安全保障法案》，不断加大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面对全球数字治理浪潮，我国从2020年开始，以5G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为契机，基于数据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新认识，推动互联网治理进入深化阶段，党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举措有：

　　实施数字中国战略，完善数据治理的管理体制  数字时代下，数据信息呈爆炸式增长，数字技术加速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融合，中国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乡村等建设蓬勃开展，数据要素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党和政府对数据资源的重要性认识日益清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里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为中国数字化建设领航定向。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发布，为中国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战略性指导。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明确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标志着数字中国战略建设进入了系统实施的新阶段。同时，党和政府加快部署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前沿产业发展，出台《“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为了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为实现数字中国战略目标提供了组织保障。

　　“刚柔”相济，展现互联网治理新气象  数字时代数据、算法的重要性和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新场域。针对数据侵权、算法滥用、大数据杀熟等技术作恶乱象，党和政府重点对数据、算法进行治理。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开启了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进程。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为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专门的法律保障。此外，2022—2023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先后实施，使算法推荐行为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有了明确规范。这期间，国家先后对一些知名互联网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有力保障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权益，也维护了互联网市场秩序。在突出抓法治硬约束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加快网络文明体系化建设，更多地增强主体内在的软约束。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做出“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的重大决策。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专门就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工作做出部署，标志着我国进入系统建设网络文明阶段。国家还通过举办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等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开展“清朗”“净网”“护苗”等专项整治行动，营造网络文明新氛围。

　　增强中国数字化发展的安全性、公平性和开放性  我国数字治理采取更加安全、协调、开放、包容的政策。一是持续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性。2021年开始，中国加快部署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积极拓展互联网的创新空间，我国网络自主可控能力大大提升。在此基础上，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速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力度，不断夯实互联网安全基础。二是努力实现互联网更加均衡、普惠的发展。2022年，我国加快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东部和西部的算力资源平衡；进行互联网网站、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缩小代际数字鸿沟；等等。三是提高数字发展的开放性。数据的高流动性、高渗透性特点是国际数字合作的基础。中国积极为世界提供解决数字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例如，我国先后于2020年、2023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表达了对于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基本主张。中国以开放的视野不断深化数字领域的国际合作。2020年，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倡导开放合作，共享数字红利。此外，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动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为塑造全球数字治理新格局贡献了中国力量。

　　概言之，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据的重要性凸显，数字竞争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焦点，我国这一阶段的互联网治理也开启了以数据和算法治理为显著特征的数字治理深化阶段。

　　五、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30余年来，我国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之路，书写了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故事”，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研究总结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不仅是理解中国互联网成功之治的密钥，更能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网络强国提供智慧和力量。

　　（一）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主要成就

　　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党和政府坚持全局性谋划、综合性治理，不断提升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水平，各项工作取得突出成效。

　　互联网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推动形成超大规模的网络社会  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巨大、技术领先、更加均衡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比如，我国已实现全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目标，光纤网络接入宽带实现从十兆到百兆再到千兆的指数级增长。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5G网络。持续改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支撑我国形成全球最大规模、充满活力的网民群体，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内生动力。

　　互联网应用蓬勃发展，持续释放互联网红利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1.5%，有效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我国电子政务开展成效明显，世界排名“从2012年的第78位上升到2022年的和第43位”。在线教育、互联网医院、智慧养老、数字职业等民生领域数字化方兴未艾，不仅提高了社会服务效率，改进了治理效能，也促进了社会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互联网治理体制制度基本建成，综合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我国通过调整过去的“多头管理”体制，构建党领导下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格局，增强了治理合力；改变早期被动式互联网治理方式，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社会、教育、技术等多种手段，推动互联网治理由事后管理向过程治理、前端治理转变，初步形成了涵盖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全链条的互联网制度体系。比如，至2023年，我国制定出台网络领域法律、法规、规章140余部，成立互联网法院等，保障了我国互联网有序健康运行。

　　网络生态持续向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发展  我国基本建成从中央到地方全覆盖的网上舆论宣传平台和渠道，在网络空间唱响主旋律、激荡正能量，开展“中国好网民工程”、“网络文化节”等网络文明创建活动，社会网络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同时，党和政府出重拳对网络“饭圈”、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网络生态乱象进行强力整治。截至2022年8月，有关部门“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00多亿条、账号近14亿个”，网上生态面貌焕然一新，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中国互联网领域对外交往卓有成效，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互联网版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提出的网络主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中国方案对世界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了力量。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全方位展开，切实造福了各国人民。例如，中国与20多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国还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目前已在5G、自动驾驶、大数据等方面获得数字标准制定主导权，促进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日益成为世界互联网的重要一极。

　　（二）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基本经验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够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需要从制度、价值、方法等层面提炼和总结中国互联网发展奇迹背后蕴含的丰富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与西方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不同，中国依托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探索出以执政党为核心的互联网治理体制，实现党集中统一领导、政府有效执行、社会多元参与的有机统一，兼顾效率和活力、稳定和灵活，成为中国互联网成功之治的制度“密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作为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依靠“科学谋划—形成政治纲领—顶层设计—行动部署—监督实施”的组织运作机制实现对互联网治理的领导，确保互联网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为我国互联网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劲推动力；坚持全国一盘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目标连贯性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确立了稳定的预期。党和政府整合各种有限资源、进行重点突破，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提高了互联网治理的韧性和敏捷性。监管部门在具体实践中采取包容审慎监管方式，提高了对环境的快速反应能力，有利于互联网创新发展，注意发挥市场、社会等主体的作用，以共治的方式进一步激发互联网的发展活力。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为中国互联网的成功之治提供了不竭动力  我国把“人民至上”价值理念贯穿互联网发展和治理全过程，回答了为谁发展互联网的根本问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互联网发展因此获得了不竭动力。党和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互联网信息的需求作为互联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秉持着发展互联网为了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的价值立场，不断推动中国互联网取得更大成功；我国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汇聚起中国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磅礴力量；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努力缩小社会上各种“数字鸿沟”，加速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以互联网赋能各行各业，促进共同富裕，也凸显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人民性。

　　以辩证思维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是中国互联网成功之治的科学方法论  互联网治理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中国互联网治理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自主和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实现了我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良好网络安全与秩序的奇迹。多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一条主线就是确保在生动活泼的发展态势与安全有序的发展要求之间实现动态平衡，达到行稳致远。在促进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牢牢守住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安全和秩序的底线，保障了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形成互联网治理问题兼具国际性和国内性的特点，中国把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有机统一起来，立足国内环境强化独立自主导向，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等，着眼国际环境促进对外开放和合作，增强了我国的自主能力，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历程，是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勇立网络时代潮头、不断开拓进取的历史画卷。中国互联网治理历程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精神力量，既契合互联网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中国对互联网的成功治理，不仅破除了西方一些人士所谓“信息化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的言论，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互联网发展与治理道路的信心，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互联网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19BKS0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振宇，法学博士，教授，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