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内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在这一时期，国际局势发生了从反法西斯“大同盟”到“两个阵营”冷战的根本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有了无论是组织上还是理论上的巨大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建国实践同上述国际背景，特别是同苏联、斯大林有着复杂的联系。

　　一、苏联推行“两个营垒”战略以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中共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口号并在联合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犹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之争迅速发展成为全面“冷战”。1947年9月， 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所作报告中最早明确而公开地提出了“两个阵营”对抗的理论，这是苏联对战后世界新局势作出的强烈反应，而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更是苏联为确保东欧协调、有效地以集团形式与西方国家对抗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组织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的反帝号召立即得到了中共的声援与响应。10月9日， 新华社报道了情报局成立的消息，13日的报道更称赞其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对世界局势提供了历史性的文献，成为战后国际政治中头等重要的一件大事”〔1 〕。这表明中共为国际共运振兴和两个阵营理论的出现使国际局势明朗化感到鼓舞。不过，苏联的国际战略中没有中共的地位。日丹诺夫在情报局的讲话表明：苏联希望在维持既定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与美国和平共处，是由于美英不执行旧约才导致了苏联发动的对抗。既然苏联以维护雅尔塔体制为战略目的，其“两个营垒”理论里便不会有以世界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内容。因此，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中国革命因其将会打破雅尔塔体制下的远东势力范围划分而不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情报局自然也不邀请中共参加，甚至不提及对中国革命在道义上的支持。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共采取了既谨慎地保持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又坚定地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平衡策略。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保留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但开始提出实行东欧国家所称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主张。12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称赞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反帝阵营力量的团结；但具体到东方形势，他则提醒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2〕

　　中国共产党虽然感受到了冷落，但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力量上坚持向苏联认同，所以，当国际形势变化和东欧国家政治体制已由联合政府向共产党单独执政转变时，中共就不能不反思自己的国内政策并希望在有关问题上得到国际帮助了。

　　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致电苏共中央，表示“将就政治、 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如有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查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但受到斯大林的婉拒。毛泽东对在华的斯大林的联络员奥尔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我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但到1948年形势变化了，有许多问题需要到莫斯科讨论、请教：如与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等等。毛泽东特别强调：“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因此， 9月28日他又致电苏共，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而斯大林认为“游击战领导人”的毛泽东访苏会招致西方和蒋介石的舆论攻击，后来，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以米高扬使华取代毛泽东访苏的决定〔3〕。

　　从毛泽东数次要求访苏并把政治方针、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列为首要来看，中共因受国际共运影响而对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等问题发生了犹疑。据俄罗斯的档案，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曾致电苏共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时期，援苏联和南斯拉夫之例，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但这前后的中共重要文献仍然主张“联合政府”，所以该档案尚有可疑之处。不过，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明确地要求：中共应当争取代表中间阶层的各民主党派合作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宣布成立联合政府以便扩大政府的民众基础和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上述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联合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就谈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这个讲话直到5月10日才公开发表。6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所撰写的前言中，对“人民民主专政”作了初步的理论阐述，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脱离一般资本主义，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4〕这表明，得到苏共的明确肯定以后， 中共在联合资产阶级问题上坚定了。但这种肯定，在斯大林的本意里是以抑制中国革命、避免刺激美国为目的的。

　　二、苏南冲突和苏联转向重视中国革命给中共以巨大影响，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性质问题上表明态度

　　苏联以“营垒”策略来应付美国对其势力范围的挑战，说明成立情报局是为了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适应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因此，“营垒”内部任何有违苏联意志的行为都将受到压制也就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苏南冲突发生后，苏联不仅发动对南斯拉夫的制裁，而且迫使东欧各党大规模清洗“铁托分子”以打击主张独立自主发展的领导骨干。

　　苏南冲突和其他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服从，促发了中共更坚定、更明确地与苏联保持一致的紧迫感。在1948年6月28 日情报局公布谴责南共的决议后，中共中央于7月10日专门作出《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 批判南共“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称赞情报局的行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保卫世界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1月1日，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刊登了毛泽东的文章，其中激烈批判了“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接着，根据毛泽东提议，刘少奇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更坚定地指出：在当今两个阵营相互紧张斗争的时候，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而联合苏联或联合帝国主义，则是“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革命”、“走向进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5〕。 这两篇文章表明，中共坚决地加入苏联阵营已经不仅是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得出的结论，而且是把握国家命运、实现民族理想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在这时发表的文章，显示了经历苏南冲突之后的苏联阵营更加牢固，也标志着在中国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在中共表明对苏南冲突的态度后，苏联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的冷淡态度而接纳其为反帝民主阵营的一员了。

　　当然，所谓“阵营”并不只是在国际行动中相互协调的条约集团，它必须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同质性特征以防止出现亲西方的裂缝。于是，改变东欧国家关于“人民民主制度”的阐释便成为苏联的重大理论目标。

　　“人民民主”曾经是一种统一战线理论。早在30年代中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便提出了一种“新民主主义”思想。战后初期，东欧国家在组织联合政府的建国实践中明确称其“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也具有许多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的社会制度为“人民民主制度”。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苏联对东欧国家使用了“新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等指称。但东欧国家此时还没有完全理解苏联希望在意识形态从而在国际政治上控制东欧的意图。不久，苏南冲突为苏联彻底肃清“铁托分子”，强化对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提供了契机。到1948年12月，季米特洛夫已不得不承认：人民民主制度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苏维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6〕。

　　中共对国际共运关于“人民民主制度”理论的转变也迅速作出了积极反应，这种反应是两方面促成的：一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苏联在转而积极声援中国革命的同时，加紧在政策理论上对中共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中共坚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性和在理论、政策上与其保持一致的战略重要性。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表示，要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努力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这样就在反帝斗争的意义上把情报局的成立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了。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更加强了对中共理论、政策上的指导。重要的理论信息不断地从苏联传达过来。首先是1948年6月开始的苏联、 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公开批判；9月初， 新华社详细报道了波兰工人党批判哥穆尔卡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情况；以后又宣传报道了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八卷及苏联宪法的世界意义。对于苏联一些指导性文章，中共报刊均迅速作摘要译载，苏联的发展和东欧国家政府改组、社会主义改造及经济建设情况也得到了及时、热情的报道。

　　中共积极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理论发展和实践成就，当然是为了汲取对自身有指导性的理论与可资借鉴的经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使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公开提出要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文中没有说明它有与苏维埃式无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联合专政”特色，而且“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可，这就等于表示中国将要走东欧国家的道路了。可以说，毛泽东坚定地宣称“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在两方面不卑不亢地回敬了苏联：其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政策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流是一致的，那种“铁托式的胜利”之类的怀疑毫无道理；其二，中国共产党有决心也有能力夺取全国政权，决不听从来自任何方面的“停止于长江一线”的劝告，也决不再应允这样那样的居中调停。

　　很快，苏联在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方面迈出更主动的一步——1949年1月14日，决定派米高扬访问中共。 在米高扬准备动身来华之际，莫斯科对“人民民主”问题直接公开地发表了意见。《真理报》总编波斯伯洛于1月21日在纪念列宁逝世25 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政权体现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统治，在“解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问题方面，起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作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各种不同政治形式的本质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已在人民民主国家得到证实，证明其为历史性的真理。”对此，新华社于2月8日译发了包括这一内容的摘要〔7〕。 从这一理论动向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采取实际外交步骤与加强意识形态指导的一致性。

　　中共中央宣传机关这样做当然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把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实质内容，但毛泽东对米高扬作了更明确的表示：我们的新政权将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组成是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共产党手里的……”〔8〕。 毛泽东还表示他是斯大林的学生，奉行亲苏方针，他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根据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9〕。

　　这样，中共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从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所区别转变到“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连同未来新中国将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的国际政治力量归属问题一起，被直接、明确地传达给了苏联共产党。

　　三、中共党内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斯大林建议中共1954年成立“一党政府”

　　米高扬到西柏坡声称“只是带耳朵来的”，所以，虽然中共方面详尽阐述了以人民民主专政和站在苏联一边为中心的内外政策，但不可能得到任何承诺。这样，中共对未来新中国能否迅速得到苏联承认仍有所担心。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意识形态认同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说：“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是错误的；胜利以后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所以，“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10〕1949年5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刘少奇启程后，毛泽东在6月底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公开宣告向苏“一边倒”。

　　刘少奇到苏联后，于7月4日向苏方提出了关于中国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说：新中国将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专政的形式——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建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矛盾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是“冒险主义政策”〔11〕。关于外交问题，刘少奇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

　　斯大林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并表示苏联将及时承认新中国。它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不必急于和帝国主义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他同意刘少奇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也谈到了它的本质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主专政，但他提醒中共要重视宪法和选举问题。

　　这些建议用意颇深。首先，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作为国营经济，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既定政策，苏联难免感到其在华经营企业、掠取资源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而不急于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将加重中国在经济上以及处理国际问题时对苏联的依赖。其次，虽然斯大林就其干涉中国革命问题向刘少奇表示了一点歉意，但他仍对中共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特别是所谓“宪法和选举”，实际上是直指联合政府问题的。

　　刘少奇的访问因解决了“承认”和“援助”问题而给中国共产党带回了对未来新政府的坚定信心，同时，由于刘少奇所解释的“人民民主专政”得到苏方某种程度的肯定，他便更坚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信念。回国途经沈阳时，他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批评“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也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是“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指出：我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到京后，他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之后又向政治局汇报。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即任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讲话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和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他还说明，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的建议是不可取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12〕。9月29 日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政府委员、副总理和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分别占一半或一半以上。这和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规定一并表明：多党合作执政的政党体制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结构开始确立起来。我们看到：“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合法性在《共同纲领》和开国实践中得到了严肃的肯定。

　　然而，由于斯大林怀疑中国党走“南斯拉夫道路”，担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可能执行亲英美的路线，便继续向中共施加压力。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 苏联只派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参加，而没有代表苏联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前来祝贺。两个月后，毛泽东赴苏访问，而斯大林得到了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报告称：中共党内过去亲美反苏的人现正得势；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加之斯大林并不情愿放弃在华特权，所以苏方有意冷落，访问出现曲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苏签订了某些“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的协定，毛泽东甚至在党内称那些协定使新中国“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另外，斯大林也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的建议。对此，毛泽东回国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为斯大林的一点意见传达。

　　而刘少奇继续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理论化和制度化而努力。1951年2月28日， 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说：“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13〕在3 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并把“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规定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之一，为大会所通过。

　　随着清匪镇反、土地改革、恢复经济等任务的完成和抗美援朝取得重大取利，毛泽东的思路逐渐明确起来。在1950年他还强调“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而到1952年6 月，他在中央统战部呈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上批示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说明毛泽东开始把曾被作为团结合作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定位为需要教育、改造的革命对象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斯大林再次提出：现在可以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因为政府、政协不是选举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通过而是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执政地位有武力控制之嫌。刘少奇问这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斯大林回答说：不是。我同意你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选举与通过宪法可以在1954年进行，如此还可以解决政府存在的问题——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但其反对多党联合政府而允许新民主主义经济这种似乎在理论上矛盾的意见却留给了中国共产党。

　　3个月以后，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右倾观点”。12月，经过毛泽东反复审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对中国革命的历程作了权威性理论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相应地，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明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求在公开场合仍然提人民民主专政。这便从理论和政策两个层次上否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和《共同纲领》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性质的规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通过的宪法提出了“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使《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有所改变。与《共同纲领》不同，宪法未对政权性质作是“统一战线”还是“一党”的表述，但选举出的政府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人——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均是共产党员。会议产生了新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而原代行最高权力机关职权的政治协商会议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为“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并加以协商”的非权力性多党派商议机关。这种变动的结果使原来多党合作体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多党合作体制失去了行政功能，保留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被改变了性质的政治协商会议之中。它标志着国家政权性质由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向“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标志着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始。

　　刘少奇在1953年6 月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便放弃了“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观点。他在一届人大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坚定地宣称“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上，他公开说明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看到：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而中国也大致与东欧一样，经过短暂的人民民主时期，便开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动员社会力量大规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

　　结语

　　一届人大在法律意义上宣告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结束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志，而究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所以探讨苏联、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及其体制建设的关系，是对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实践的深层次研究。

　　第一，“人民民主”是东欧国家共产党在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和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提出的政治口号和政权建设理论，而在苏联推行“两个营垒”战略以后，成为对东欧新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统一指称。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对世界政治力量重新划分的思想，并坚定地站在反帝阵营一边，自然也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来领导人民解放战争。

　　第二，“人民民主制度”是东欧国家共产党所设想以联合政府领导人民通过长期的和平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但在美苏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被苏联强行赋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这导致了政府改组为共产党单独执政并以专政的力量推动迅速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政治结果。中国共产党曾经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但当苏联因中共的军事胜利转而重视并加紧影响中国革命的时候，后来也接受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规定。

　　这些，或可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历史的和国际的重要视角。

　　注释：

　　〔1〕1947年10月11日、15日《新华日报》（太行版）。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3〕〔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译文连载于《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

　　〔4〕1948年6月15日《新华日报》（太行版）。

　　〔5〕1948年11月8日《新华日报》（太行版）。

　　〔6〕《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4页。

　　〔7〕194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8〕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第376～377页。

　　〔9〕〔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10〕《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11〕〔俄〕安·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1～102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3～435页。

　　〔1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