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来，理论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就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有赖于对事物本身的理解。就理论大众化本身来说，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本文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组织路径、传播路径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判断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要实现这个的任务，关键是要探索出有效的实现路径。而实现路径的探索，又必须首先把握事物本身的性质。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个要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要义就是要实现“理论——认同——实践”的有效转化，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党员与群众的政治认同。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合力。这个转化过程的应然效应，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其中的道理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两大领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两个实现领域，即党内与党外。党内大众化的对象是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党外大众化的对象主要是普通群众：前者的理念是“理论武装”，后者的理念是“理论教育”。由此带来的启示有两点。首先，两大领域的理论大众化路径应该是有所差异的，这是由对象不同、理念不同所决定的。看不到这种差异，就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理论大众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次，“大众化”主要是“群众化”，但不局限于“群众化”。那种把“大众化”等同于“群众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考虑到7500余万的党员数量与日益多样化的党员构成，党内理论大众化(也就是用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了。

三个前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有效实现，一般来说取决于三个前提。一是取决于理论文本自身，即理论文本是否有“大众性”。理论文本的大众性，体现的是“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它不仅有着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真实内容，还要具备群众喜闻乐见的理论形式。理论文本的大众性，是理论掌握群众的文本前提。二是取决于过程的有序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论大众化属于政治灌输与政治沟通的范畴。这些范畴在政治行为上具有自上而下的典型特征，即政治组织与思想引领的特征突出。简单地说，理论大众化就是政府主导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行政力与学术影响力是两大主导性力量。两种主导力量的有机统合，是理论大众化顺利推进的组织前提。三是取决于传播效果。理论大众化是否有效实现，归根到底看传播效果。组织封闭、信息源单一的时代早已逝去，传统的政治灌输手段已明显式微。随着现代传播手段的涌现、民众自主性的增强，如何更新传播理念、运用现代传播技术、增强传播效果，是理论大众化有效实现的技术前提。

如上是笔者对理论大众化本身的理解。对理论大众化本身的理解，是一项学术前提，它关系到实现路径的设计与规划。或者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设计，需以理论大众化本身的理解为起点。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主要从文本路径、组织路径、传播路径来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机制与方法。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可以说，理论自身的“大众性”，即理论能否反映以及多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的需求，是理论大众化的文本前提。理论大众性越高，理论大众化的进程也就越顺利。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路径，便是要关注理论文本的创造。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思想”，为理论大众化的文本路径提供了学术基础。早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的“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思想”就已初见端倪。《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受到了质疑和误解。在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进行了回应，并明确提出了关于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的主张：“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关于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的思想，虽然当时是针对理论研究而论述的。但这种方法给理论大众化的文本路径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首先，在马克思视域中，理论过程体现为两点：第一，生成“彻底”的理论形态；第二，理论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基于前一个过程，马克思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其要义在于，理论要能“抓住事物的根本”，也就是“人本身”；基于后一个过程，马克思强调了叙述方法的重要性，其要义在于，理论和群众相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指理论向政治认同、社会实践的“转化”，而不是理论本身的“生成”。按照马克思对“理论过程”的理解，在理论文本的转化阶段，叙述方式至关重要。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分伯仲，两者辩证统一于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一方面对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先，叙述方法在后，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研究方法总是对叙述方法造成直接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对读者而言，总是先接触作者的著作，即通过作者的叙述方法去了解和领悟他的研究方法，因而叙述方法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总之，因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主次关系也就不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普通党员与广大群众，而不是政党这个理论创造者本身。当理论对象是“读者”时，叙述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用大众化的叙述方式表达抽象的理论，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率先垂范，作出了表率。而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的精英色彩却是日益浓重，大众化的叙述方式明显式微。一个见微知著的例子就是，学术界对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的语言艺术的探索成果丰富，而针对当代政治文本的语言分析成果明显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客观原因(比如政治生活越来越规范化。科层制越来越微观化、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但在主观上也与“怕说错话”的保守认识不无关系。长期以来，用文件语言叙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是一个普遍现象。文件语言尽管更易于准确说明问题，但却有着灰色理论的面孔，不宜于理论的传播与普及，以至于在不同的政治文本中，个别词汇的调整所隐含的政策取向，不得不通过专门的语言解释才能转化为群众的政治认知。这种状况顿挫了群众自觉学习的兴趣，降低了理论的吸引力，是理论大众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是十分有针对性的。这就启示我们，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关于叙述方法的优良传统，通过生动通俗的群众语言来表达深刻的理论，使群众看得明、听得懂、学得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会受到群众欢迎，才能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引领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