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至1987年十三大，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在这个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重要命题，都相继提出或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轮廓。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也认为，这个时段是中共在理论探讨上最大胆、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本文拟从简要回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步走”发展战略论三个命题提出和确立的过程入手，对这个时段党的重要理论建树略作记述。

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异端”（“商品经济”）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

从1978年算起，我们党为打破“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个“金科玉律”，曲折探索了14年，直到1992年十四大才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这个过程中，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定位和表述，是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的过渡环节。

早在1978年7～9月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就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汇报时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3月，陈云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研究提纲，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据此，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谈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

此时，也有学者明确主张，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定性为“商品经济”，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场取向。1980年9月，由薛暮桥等人执笔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这个观点很快受到批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能是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在此情况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没能取得新的进展，只是重申和正式肯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对于打破长期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一大进步，成为指导初期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是它仍然强调计划经济，因此也有局限性。十二大以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政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框，大胆推进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改革的希望和出路所在，因此提出要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

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84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常委写信，提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5页）。9月11日和13日，邓小平、陈云分别批示同意。这样，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郑重宣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而为“商品经济”“平了反”。

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突破，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91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提出，搭起了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桥梁”。三年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个表述离确认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