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原则区别。

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或者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半东方国家，应当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和市场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其实就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同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对这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一概否定的，而是主张加以扬弃并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甚至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础。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不加分析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斯大林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列宁逝世后苏联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在斯大林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邓小平高瞻远瞩，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他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