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大会据此判断，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等阐释和部署。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等研判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并以此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引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前行。本文尝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研判历程、主要成果等做系统梳理，并就其基本经验、演进趋势等作一定的理论分析。

　　历史方位的解读及研判国家发展历史方位的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方位的解释是：“方向和位置”。［2］有的论著对历史方位的内涵做了解读，认为历史方位就是“在历史中的方位”，是时间和空间位置、关系的综合体。［3］概言之，历史方位是指事物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的运动方向、所处位置、发展状态和地位作用，即事物在某一阶段朝着什么方向运动，处在什么时间、空间位置，呈现出上升还是下降、旺盛还是衰败的状态，以及区别于自身其他历史阶段、其他同类事物的特质和作用等。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是指从长期历史进程看该国某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的运行方向、时空位置、基本态势和重要地位等。

　　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研判本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方位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是党科学指导革命和建设、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

　　（一）正确研判历史方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思想武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没有专门明确论述历史方位问题，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物质性、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社会形态论等观点，以及“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东方社会理论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不蕴涵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对包括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在内的一切事物作历史方位研判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导1848年欧洲革命、第一和第二国际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列宁领导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指导共产国际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对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认真的研判。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必须时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历史方位做出准确研判。

　　（二）正确研判历史方位是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本结论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果，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70多年来，在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和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推动下，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飞跃。当然，这期间，由于一些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各国发展历史方位等研判的失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发生了一些曲折。譬如，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曾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开始之时，过早地结束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宣布苏联20年建成共产主义、已经处在“发达社会主义”、处在“发达社会主义入口处”，始终没有对自身基本国情问题做出有科学根据的正确分析，导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直至戈尔巴乔夫完全放弃社会主义，最终导致苏联解体。［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成为20世纪末东欧剧变的重要根源。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引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5］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6］因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正确研判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才能引领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三）正确研判历史方位是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的根本依据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p.633）。正是在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系统而科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指引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7］。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中国国情，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可见，准确研判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的根本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研判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对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先后做出过五种主要判断。

　　（一）建设新民主主义并向社会主义过渡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曾设想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9］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明确表示我国处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时期，指出：“全国的军事时期将会很快结束……中国就要进入建设时期”［10］；“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11］1951年2~3月，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还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12］的构想，并强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13］。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1953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14］

　　（二）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

　　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尤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6年9月，中共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5］

　　由于迫切希望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全面跃进”阶段的判断，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预计我国社会生产力将大大地发展起来、劳动生产率将大大地提高，“使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16］随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加上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广大党员干部认为我国已经处在即将建成社会主义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乐观地预计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强调“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16］（pp.450,427~428,447）

　　（三）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党领导人民在纠正“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对包括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等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做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探索，认为社会主义“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7］然而，之后不久，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加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一些经典论断的理解出现偏差，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8］会议明确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同“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相并列，强调我国仍处在这一过渡时期。1963年6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7］（pp.447~448）1973年8月，中共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这一判断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报告虽然提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仍然认为：“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20］可见，会议对当时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研判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四）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严重曲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全面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过程中对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有了新认识，先后做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21］、“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22］等判断。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将正确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上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明确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对其基本含义和根本依据做出了深刻阐释。［23］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做出了“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并强调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实际”。［24］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六大、十八大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综合分析，提出20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6］（p.14）、“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5］等论断。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在坚持“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当代中国、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26］的问题，对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的历史方位做出了正确判断。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进而庄重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 同时，中共十九大报告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涵、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和基本方略等做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研判的重要启示

　　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研判的演进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一）研判我国发展历史方位始终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上述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研判演进历程的梳理看，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众多重大场合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主要任务、奋斗目标等做了重大判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就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所有制结构、中心任务、发展前途等做出了构想和谋划。新中国成立后，即便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和“文革”期间，党中央也一直努力对我国发展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等进行思考并做出新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更是把对我国发展历史阶段、历史方位的判断上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23］（p.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27］、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大的实际”［24］。可见，准确研判我国发展历史方位一直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能否正确研判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兴衰成败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研判经历了曲折中前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将我国社会性质定位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因而实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建立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等，推动我国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从1952年夏开始，党判断我国处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而制定并实施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8］。

　　1956年初至1957年夏，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共八大前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转化等做出正确判断，推动了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顺利完成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1958年夏开始，党对我国历史方位的研判产生偏差，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全面调整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因而纠正了部分地区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随后，由于中央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错误判断，发生了“文革”的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党对我国发展做出了“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等正确判断，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不难看出，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研判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兴衰成败。

　　（三）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研判的视野不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判断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视野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判断主要聚焦于我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如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判断都是围绕我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判断，且主要以自身发展为视角。21世纪以来，党坚持认为当今中国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又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视角做出了我国处于、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等论断。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又从当代中国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变化，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等视野出发，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并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命运、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等视野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1］的重大意义。不难看出，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研判已经从我国社会性质、发展程度、国内国际环境等进一步扩展到新中国、中华民族、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等广阔视野上。

　　（四）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研判的内涵日益丰富

　　如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判断主要聚焦于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中心任务、战略步骤等。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九大坚持当代中国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没有变”的研判，同时，随着研判视野的扩大，揭示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内涵更加丰富，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为人类做出的贡献等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地位，明确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中共十九大报告还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使命、战略安排、奋斗目标、基本理论和基本方略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论述。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正确研判国家发展历史方位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研判走过了曲折中前进的历程，取得了巨大成果，呈现出视野不断扩大、内涵日益丰富的趋向，全面总结其基本经验，有助于深刻理解、认真贯彻中共十九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凝心聚力，锐意改革创新，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引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7页。

　　［3］毛跃、宋小海：《中国历史方位的理论解析》，《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9期。

　　［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

　　［8］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759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61页。

　　［13］《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1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257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9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页。

　　［19］《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0页。

　　［20］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

　　［2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2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3页。

　　［2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7页。

　　［2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9页。

　　［作者简介］高正礼，法学博士，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41002；刘丹丹，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4100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