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一直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同中国的独特国情和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有着密切联系，蕴含着新时代的时代命题、时代要求和时代任务，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时代意蕴；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工作，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部署和重要指示。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深刻论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党的二十大报告之后，习近平对“两个结合”进一步系统而深入的阐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有着密切联系，蕴含着新时代的时代命题、时代要求和时代任务。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历程，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意蕴，分析其理论创新意义，对于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第二个结合”的孕育历程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一直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同中国的独特国情和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顾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艰辛探索，可以发现，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接力探索中不断孕育。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一成立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20世纪初叶的中国，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国家危机，中国向何处去、古老的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成为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苦苦思索的问题。主张“全盘西化”的有之，否定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潮流、鼓吹以封建文化代替新文化的亦有之。面对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和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实行独裁专政统治等现实问题，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营养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等重要主张。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思想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习祖国的历史遗产，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地总结。他将中国共产党人标识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强调不能割断历史，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主张迅速被当时的思想界所接受，艾思奇、吕振羽、翦伯赞、嵇文甫、胡绳等学者先后撰文论述，“学术中国化”成为当时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毛泽东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与各个国家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独特国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的目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为了进一步破除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中国历史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1942年春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整风运动，强调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指出“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情况和新变化，毛泽东于1943年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思考，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近代以来一切先进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反思、扬弃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下，开启了对中国文明历史、中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理论探索，实质上奠定了我们党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调。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探索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面对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的极大思想混乱，毛泽东提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批判和肃清封建旧思想、迷信、旧俗的基础上，党的文化政策转向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党在文化领域推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具体到文化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二为”方针，既反对盲目崇古、崇洋，也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把批判与继承辩证地统一起来，以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积极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来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古为今用”强调批判地继承华夏5000多年文明历史中的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此来创造专属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在科学文化领域“双百”方针推动下，“古为今用”成为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标准和指南，使传统文化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繁荣景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文化领域，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个问题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采用“中国文明的复兴”的提法，提出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邓小平强调，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首先要站稳立场，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指明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具体路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我们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指出这种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并明确提出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的十五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强调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一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我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以来奋斗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对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特征，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同时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就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联系起来，也更加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辩证关系。这些认识，成为“第二个结合”产生的思想基础。　　

　　总体来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两个结合”思想的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都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第二个结合”孕育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中。

　　二、“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高度重视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的文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营养和智慧，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其中，“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有着密切联系，蕴含着新时代的时代命题、时代要求和时代任务。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时代继续推动理论创新而提出的重大命题。习近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要求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2015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党校“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努力”,并从掌握话语权的高度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次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强调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后，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提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自觉，更宣示出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性和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重要认识。更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进一步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形态、世纪形态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命题赋予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性。这表明，在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与新时代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条件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为时代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他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历史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鲜活丰富的当代实践和悠久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文化自信”是新时代尤为引人注目的又一重大理论命题，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又提出“文化自信”,强调“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将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看成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座谈时，习近平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明确将文化自信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将文化建设纳入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体现了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开启了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历史进程。有了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人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形态和民族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性和民族特性。“文化自信”支撑着“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理论自觉掌握了思想和文化的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蕴含在新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之中，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结合的理论呈现。

　　（二）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时代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在悠久的文明演进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地位。习近平反复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继承”和“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珍视继承，又要勇于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就是习近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对待本民族历史传统上的一种继往开来的精神。　

　　一方面，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延绵生息，代代相传的根本；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坚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引发中华文明深刻变革，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古老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所迸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文化传承决定着理论形成的底蕴和品格，科学对待民族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时代要求，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这一“守正创新”的逻辑，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揭示并厚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这是“第二个结合”蕴含在时代要求中的深刻内涵。　

　　（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任务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今天，世界变化的速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理解，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也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境界的不断开拓，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指引着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浴火重生，不断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在百余年来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保持着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高举发展先进文化的旗帜，阐明文化纲领，制定文化政策，把握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文化领域不断探索，先后提出“两个文明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目标。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不同时期党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的新思路、新方略，尽管各有其目标侧重，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中国文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战略路径，要求“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中心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决定了文化建设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我们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牢牢扎根于中国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之中，不断赋予这一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意义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基于实践创新进行新的理论创新，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体认和准确把握，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这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也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在新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理论创新的结果。 

　　（一）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打开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 

　　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时代的要求、实践的需要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着眼点。“两个结合”作为理论形态，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来的。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节点上，“两个结合”理论形态的确立是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这一百余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基本经验。中华民族是当今世界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具体实际。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与应然。“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统一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将内蕴于“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等要素凝练、凸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拥有更多中国底色、中国风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因此生机盎然。习近平之所以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因为“第二个结合”这一论断，彰显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华民族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古老基因，不仅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而且促成了这一古老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使得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使我们能够在更加深邃广阔的历史维度中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课题。　

　　习近平多次用“根”和“魂”来分别比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二者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关系和地位。“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意义就在于打通了魂脉与根脉，只有魂脉与根脉的中西交融、古今融通，才能产生这样深刻的“化学反应”。一方面，挖掘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思想宝库，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有效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有了更为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将古老的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推进文化创新自觉，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往流行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那些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理论和概念，已经越来越无法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更难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取得成功的“时代之问”。只有进一步坚持“两个结合”,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能深刻回答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马克思曾就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及其形塑的具有一定民族特征的现代性进行分析说：“‘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起来的文明新形态。正如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是新时代条件下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基于中国本土历史与现实实际、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是这一文化新形态具有的基本特征，也是中西文明相融合，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成果。中华文化真正成为“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基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文化自信”也因此有了根本依托。　

　　（三）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才能真正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正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元素塑造而成的，是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加以借鉴吸收的宝贵营养。　

　　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无法也不能复制别人的道路，必须要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赋予了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以古今联系的观点看待历史、当下与未来，决定了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在“守正创新”中探寻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立足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一体”“天下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等独特的历史取向和现实面貌，同时对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源兼收并蓄，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迸发出多样的文化形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始终葆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既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也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和路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四、结语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并在新时代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蕴含着新时代的时代命题、时代要求和时代任务，打开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空间，对于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作者：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4年1月18日知网首发，注释从略。

　　该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闸释党的二十大精神重大创新项目“‘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2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