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调部部长孔原是参加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出台了所谓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揪出文件所称的“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35]1966年夏,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和员工在学校管理及政治问题上产生了派系分歧。当分歧可能影响到中调部的工作时,邓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学院视察,很快平息了纷争。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他把中调部的管理权交给了康生。康生接手之后,中调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对一些部门提出了批评意见,并特别指出中调部“搞神秘的东西”。周恩来要求,根据“文革”的整体部署,中调部的领导要和其他党政军部门一样接受从下到上的调查。1967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宣布对中调部实行军管。[36]后来的两年,中调部由解放军和“造反派”共同管理。1969年11月,中调部成为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部分。孔原和其他领导有的坐牢,有的在“五七干校”劳动,中调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罗青长成为副部长之一。中调部和总参情报部合并了多长时间?历史资料没有提供确切的答案。1973年3月3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把1969年归属到总参的一些政府部门重新划归国务院管辖。[37]这些部门包括测绘、气象、电信等。尽管没有明确的文件说明中调部何时恢复原先的隶属关系,但省一级的调查部在1973年夏或者恢复,或者重新更名为调查部(如果已经改名为革委会第X办公室的话)。[38]2000年,熊向晖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从1973年10月到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39]。通过网上搜索,在罗青长的简历中写到,“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部长”[40]。可见中调部恢复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独立机构的时间可能是在1973年3~10月。1978年以后,中调部的物质条件开始逐步改善。1979年1月至1981年4月,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任中调部副部长。1980年,他大部分时间用于公审“四人帮”。[41]中调部参与了调查康生的活动。1983年7月1日,有28年历史的中调部撤销,正式并入国家安全部。本文对中调部的历史做了一个简略的梳理,有点儿类似于“大事记”。作者尽管多方搜寻资料,但很多读者可能还是会认为比较肤浅。事实上,笔者虽然十分希望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却难以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或长或短存在过的众多重要机构中,像中调部这样鲜为人知的机构绝无仅有,这是由它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这个机构在冷战时期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工作在“隐蔽战线”上的人们所做的贡献,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会揭开覆盖在这个机构上的神秘面纱。
[参引文献]
[1] Michael Schoenhals,“Note: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CCP s Centr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CCP Research Ne-wsletter, No. 2,Spring 1989,pp.17~20.[2]Thomas Kampen,“The CCP s Central Committee Departments(1921~1991):A Study of their Evolution”,in China Report,Vol. 29(1993),No.3,pp.309~310.
[3] John Pike,“History[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http://www.globalsecurity.org/intell/world/china/mss.htm.
[4]魏小兰:《“沙韬事件”始末》,《作家文摘》200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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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ichard Deacon[Donald McCormick],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1974,p.314.[7]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Mitrokhin Archive:The KGB in Europe and The West,London:Penguin Books,2000,pp.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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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晓萍:《秘密战线上的传奇人物罗青长》,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4863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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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Klein and 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Vol.1,pp.457,511;Vol.2,p.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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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9,196.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471页。
[35]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0,p.127.
[3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37]《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59页。
[38]《中共执政以来省级党委序列机构的历史回顾》,http://msn.myspace.cn/t/4181591.html。
[39]熊向晖:《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80页。
[40]http://baike.baidu.com/view/308079.htm.
[41]刘光人、赵益民、于行前主编《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85页。
[作者简介]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瑞典隆德大学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本文为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发表时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