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营造了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总结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基本经验，对中国外交更好地走向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在每一个重要关节点上，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都为中国外交的成功推进提供了政治保障。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立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将这些原则写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完成了党的对外政策的法律化过程。1950年10月，在美军不断逼近中朝边境之时，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最终作出抗美援朝的历史性决定。1971年6月1日，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于6月上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美和解和国际形势等问题，为中美关系解冻统一党内高层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政策面临根本性转变。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新时期的外交方针。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阐述了新时期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即独立自主、不做附庸、对外开放，这一内容后来反映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1989年春到1991年底，国内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外交面临严峻挑战。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重申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以何种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将与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长远目标。这标志着建设和谐世界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力推动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前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当前，我国外交工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对外交往的渠道更加多样，这就尤其需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强化对各领域、各部门、各地方对外工作的统筹协调，形成对外工作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二、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领导外交工作的根本宗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但他们既没有找到正确的思想，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新中国成立时仍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新中国“站起来”，即保障国家生存与发展、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在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迈向民族复兴的新阶段。为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进行了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战争，将美法帝国主义驱离中国国境线；进行了中印、中苏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通过炮击金门粉碎了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这一阶段，中国与一大批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获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承认。
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另一座里程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工作就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捕捉到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即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世界、分析世界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江泽民依据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历史大势，作出了中国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总体目标与根本宗旨，即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局面，有力地服务于民族复兴的需要。中国与所有大国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有力促进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和平稳定，推动了大国合作。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巩固和发展了同传统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国际事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博鳌亚洲论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方针，深化了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进一步完善了总体外交布局，强化了国家发展与外交工作的紧密联系；提出外交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领事保护和服务工作。中国外交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外交统筹协调、相辅相成，双多边结合、政经文互动的外交架构，服务于民族复兴大局的宗旨更加明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明确了中国外交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新形势下对外工作要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条件支持。中国外交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引下必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必须确保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避免与守成大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必须在世界各国利益交融、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始终坚持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领土和领海争端，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必须坚持通过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反对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手段；必须积极开展反恐、反毒、维护网络安全等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建设联合国国际维和与安全保障机制。
实现共同发展，需要致力于构建互利共赢、团结合作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在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下才能实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只有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共享繁荣，才能实现持续的发展。为此，中国既需要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推动对外开放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又要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准确把握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反映了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总体形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是科学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列宁在20世纪初准确判断出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一判断构成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基础。
在这一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仅成功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残余势力的进攻，维护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还进行了援越抗法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有力维护了远东地区的和平，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中国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力支持，有力推动了这些地区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20世纪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国家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力证明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判断的科学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邓小平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逐步形成了关于时代问题的新判断。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党的十二大以来，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与所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法治化，积极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与此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升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从根本上回答如何应对这一大变局、如何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严肃思考。
四、迅速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
迅速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党制定外交政策的国际依据。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国际环境的变化。所谓与时俱进的“时”，其主要内容就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研判国际环境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是党中央、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的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把握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科学总结历史上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经验，全面客观地分析国家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关系，对不断出现的关系全局、影响重大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及时正确的判断，制定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断定美国必将与新中国为敌，从而下定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心，并写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以示与美国的彻底决裂。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根据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西欧形势的变化，阐述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为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党中央认真分析了美苏争霸形势以及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果断将苏联判定为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从而为中美关系解冻以及“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断定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并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为改革开放初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进入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没有为国际形势一时的复杂变动所惑，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绝不当头的24字外交方针。
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合作进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待和追求，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江泽民科学分析世纪之交世界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也承认威胁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增加。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中国外交所必须面对的国际局势基本状态。这一论述抓住了世界的主要矛盾，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导。
进入21世纪以来，胡锦涛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强调中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现了新变化。为此，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科学评估与充分预计国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切实提高机遇把握能力、风险化解能力和复杂局面应对能力，努力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由此推动世界格局正在经历“东升西降”的重大变化。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原则和主张，包括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都是着眼于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统一起来，把实现中国梦与实现世界梦联系起来，努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五、牢记中国的身份定位
牢记中国的身份定位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依据。一个国家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多种身份，比如，冷战时期的苏联既是超级大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国的外交政策唯有与其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基本相匹配，才不会出现大的政策失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始终在准确把握自身身份定位基础上科学制定对外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和打压遏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无疑是一种现实选择。作为摆脱了西方列强压迫而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中国积极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应有的政策立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定，这是与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分不开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打造“朋友圈”而不是“盟友圈”，这是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分不开的。近年来，中国强调自身发展中大国的身份，积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协商政策立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一贯强调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互利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强调“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改变。”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就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后的首次出访就选择了非洲，并在访问过程中提出了“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他在解释“真实亲诚”四个字时表示：“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2018年9月，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54个非洲国家代表团与会，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26个非洲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成为迄今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主场外交活动。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非洲大陆因医疗卫生基础薄弱，抗疫形势异常严峻。中国挺身而出，无私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得到非方的高度评价。
中国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国。中国历来强调大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建设性作用，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的主要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维和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支持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太空治理等“国际公域”治理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相关规则规定，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增长缓慢，而中国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推动世界繁荣稳定的中坚力量。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力图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在国际秩序遭到破坏的关键时刻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近年来，中国成功举办多场主场外交活动，包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一系列重大会议，向世界发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声音。
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党领导外交工作的活的灵魂。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运用到外交领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立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同时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展开了坚决斗争。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不是僵硬地、无条件地自我孤立，拒绝一切外来的帮助和援助，而是要把坚持独立自主与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中国在不同时期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不同的内容和含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表面上似乎背离了独立自主原则，其实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险恶，维护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重中之重。能够帮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唯一的选择。事实证明，与苏联结盟并不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性。中国在阵营中虽是较弱的一方，但在事关主权和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毫不妥协，坚持自身立场，有力维护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独立自主。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前30年对外政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新时期如何坚持独立自主逐步形成了新的思考。新时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是指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既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也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主张世界上的事应由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当时中国强调独立自主主要是侧重于“不结盟”，具体来说就是“四不一全”，即不结盟、不孤立、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全方位开展外交活动。中国不打别国牌，也决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要指望中国的屈从或依附，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苦果。
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争取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
从国内大局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涉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和矛盾增多，内部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从制度、机制、政策、工作上积极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体而言，在政治安全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矢志不渝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在经济安全方面，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推进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在社会安全方面，我们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
从国际大局来看，虽然目前世界总体和平态势可以延续，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动能，全球贫富差距日益加剧，部分地区冲突不断，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基于此，中国着力从三方面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一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走出了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较好地处理了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二是维护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积极在周边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构建新型区域安全机制，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大局。三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呼吁加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资源匮乏、粮食短缺、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民主化、法治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八、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党领导外交工作的操作原则。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利益需求不尽相同，因此国家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积极寻求妥善解决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的有效途径。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坚持根本原则立场的同时，数次采取灵活变通的措施，提出合理折中方案，为会议最终达成相关协议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当有国家攻击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时，周恩来没有僵硬地坚持原则立场，与对方展开无谓的辩论，而是强调“求同存异”，即允许各方保留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不就这些不同点展开辩论，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正是这一原则和立场保证了亚非会议的成功举行，最终形成了名存史册的“万隆精神”。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相继与缅甸等国成功划定了边界。在划界谈判前，中国制定了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在与具体国家进行谈判时，中国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妥善解决了分歧。但是，当双方立场严重对立，且对方先行挑起冲突时，中国也坚持底线原则，在必要时进行自卫反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既要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也要维护本国利益不受侵害，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我们一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中方绝不允许美方以任何借口和方式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在处理具体问题过程中则视情况而采取灵活措施。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方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就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一个项目，无论是事前协商、事中建设还是事后分利，双方都会有各自的利益和考虑。应允许双方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通过谈判找到利益共同点和均衡点，本着互谅互让、合作共赢的精神达成共识，这中间就展现了合作的灵活性。
正确义利观也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坚持义利统一，这是我们的原则。但在某些情况下，中方可以多予少取，甚至舍利取义，这就体现了必要的灵活性。比如，当债务国遭到严重自然灾害或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缓债计划或减免其债务。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风云变幻，危机与良机相互交织。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大变局与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深入总结和科学运用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基本经验，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外交思想上来，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大变局与新时代的相互激荡中奋发有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作者：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