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离不开对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文化问题上同样如此。在进入主题前，需要先做一个简单说明。本文所讲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即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此其一。其二，本文所言的文化发展道路主要定位于文化建设与发展中若干重要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文化发展道路的命题和系统阐释出现较晚，2010年《求是》杂志第12期发表李长春同志的文章《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可以视为标志。自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逐渐成为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常用语。当然，文化发展道路这一命题晚出，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此前没有认识和探索。实际上，从民主革命时期这一历程就开启了。文化建设与发展涉及的诸多关系及其处理方式，可以从多维度、多方面进行考察，本文聚焦于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选取这样几对关系，主要出于以下考量：一是它们属于核心问题，非微观和边缘问题；二是历史延展性强，非短时期的特定问题；三是在实践中经常碰到且有较深刻的经验教训存留。由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即古今中外（主要的是古今中西）关系是密切纠结在一起的问题，所以本文将放在一个部分里考察。

　　一、一元主导、多样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便很关注文化问题，这和其创始者们要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要么是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密切相关。不过，党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的自觉还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张闻天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成熟表达。在明确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下，从革命文化的发展道路上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此，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用张闻天同志的话讲，“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其二，革命文化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作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把政治标准置于首位，服从于政治，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服务，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其三，无产阶级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因而革命文化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走普及为主、大众化的道路。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革命文化要负起“化大众”的责任，唤起民众的革命觉悟；二是必须深入大众、深入实际，适应大众的文化程度、审美情趣，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简言之，首先解决“为了谁”的立场问题，然后是“怎样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其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善于同具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科学性的文化流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专节说明。实际上，张闻天同志发表于1932年秋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更早也更深层地触及该问题，他指出“左”的关门主义认为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在他们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因而，他们否认“第三种文学”的存在。须知“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某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品，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许多揭破现社会矛盾、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没落的作品，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但可以是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张闻天同志的文章触及了革命文化建设中最棘手的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合理张力问题，实际上也是革命环境下一元与多元文化的关系问题。他的文章意在表达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对待其他类型的文化，主要是保持一种审视、指导和批评的态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去评判其阶级性和艺术价值的有无和程度，去包容、引导而不是取代、排斥它们。

　　新中国建立后，在文化转型与重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继承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同时学习苏联榜样，破立并举，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通过不断发动全国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清除被认为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力倡导和支持歌颂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文艺创作。经过数年努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固确立，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迅速形成；但同时，由于照搬革命时期和苏联的一些做法，也带来了文化的单调与沉闷。从一元与多元的角度看，新文化从思想理论、价值追求到方法论都是高度一致的，呈现鲜明的一元同质化特征。具体表现在文艺上是愈益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是缺乏创见，所言大都是打引号和不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话，这种情况亟需改变。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文化发展道路的郑重思考。周恩来曾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流，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我们有了可能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来充分发挥人民的思想与表现方法，使社会主义文化更丰富。”

　　关于“双百”方针的提出过程和内涵，学界已有精深研究，此处不赘。本文仅从一元与多元关系的角度指出如下两点：

　　其一，出于纠偏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初，并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这引起了部分党员干部的疑虑，也引起苏联方面的不解，部分知识分子也提出不宜在提倡“双百”的同时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实，在毛泽东那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始终坚定不移的。在他看来，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实行“双百”方针会使马克思主义更具活力和说服力，从而更能巩固其指导思想地位。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一切文化成果，不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一家独唱。这里实际上涉及如何认识和处理主流价值观文化作品与非主流价值观文化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讲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可以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只要不是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文艺作品应该主要写工农兵，但也允许写其他人物，写“自己的身边琐事”。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还明确讲到，在人民内部，既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只要不具有政治上的危害性，应该允许纯学术和艺术流派多元共存。

　　事实上，文化的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关系真正构成党治国理政之重大课题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海外尤其是西方的各种思想体系、文化作品如海潮般涌入中国，此前文化“元资源”单一的局面不再，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原有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单一公有制基础上民众利益大体一致的格局不复存在，社会阶层与利益的多元化日趋显著，价值观和审美的多元化日益发展。多元文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自然生长，这是党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不可能遇到的挑战。

　　当然，上述情况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骤然而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对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主要还是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出发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文化建构使一元文化走到极端，导致文化专制与文化虚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在文化问题上拨乱反正首先就是重新提倡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放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二为”方向，实际上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文化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的深层理念。当然，邓小平同志同时指出文艺也不能脱离政治。不脱离政治，最主要的指向是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简言之，一方面倡导“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此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实现文化的活跃和多彩。

　　及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突飞猛进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拓展，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共中央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这标志着党在关系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与时俱进。所谓“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谓“弘扬主旋律”，就是“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所谓“提倡多样化”，就是承认“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要是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都应受到欢迎和鼓励”。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后加速的多元文化格局在进入新世纪后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此后系统的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体系的发展，更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发展。

　　但是，在文化走向发展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学术领域内程度不同地被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社会主义主旋律作品没有充分唱响，甚至遭受冷遇和嘲讽，而源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文艺作品时常受到热捧，迎合市场的文化创作与传播包括低俗媚俗庸俗的作品大行其道，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必须正视和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富裕程度大幅提高，经济建设成就有目共睹，那么，文化状况与精神状态的实然和应然该如何评估呢？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在世界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西方尤其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并加紧意识形态渗透之际，中国拿什么来凝聚人心、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汇集起民族复兴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呢？这些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文化课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鲜明回答，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决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与时俱进的体系，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其次，弘扬主旋律，提供正能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文化之魂。一言以蔽之，就是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一元主导充分彰显并发挥作用。

　　意识形态关系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关系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郑重提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推进到一个为“国家立心、民族立魂”的新阶段。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规定为文化领域的根本制度。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并非放弃多样化的文化建设方针，更不是回归过去高度一元同质化的“一字长蛇阵”式的文化样态。在一个开放、联通、信息化的世界上，在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化社会中，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文化类型，不顾客观现实的盲目求纯最终会戕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机。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加以积极引导和限制，任由多元文化自由生长，将会带来社会与国家、文化与精神的碎片化甚至撕裂。没有主导，不成方圆，没有多元，缺乏活力，一个有主导又多样化的“文化雁阵”是较为理想的格局。

　　二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走好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另一重要问题，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基础上，愈行愈显的尊西抑中、崇西贬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要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将拯救人类精神世界的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依然笃信西方以自由主义为灵魂的文化，笃定西方文明能够自我修复，中国的出路依然在“西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将目光聚焦于俄罗斯，把新文化的希望寄托在同样源自西方但却是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身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便出自这部分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问题上的态度还是比较鲜明的。一是中国“固有文化”或“旧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工具，必须批判和改造。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儒佛道共构，同时还包括法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各种思想流派，如果考虑到民间文化、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等文化形式那更是万花筒般复杂或曰绚烂。但无可争议，儒学是主体（虽然从孔孟到宋明儒学自身也在变化），孔子是象征。因而，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警惕主要指向儒学。事实上，无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无论是激烈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还是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对墨子的学说，包括其非攻、兼爱等思想和科学、逻辑学知识因素均大加赞赏。二是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催生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学说。这种文化在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上升时期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比起中国封建旧文化具有先进性，但是，总体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正在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批判和抛弃，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历史的未来，是最先进、最值得中国人民拥抱的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正确态度。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吸收其革命性、民主性、科学性等现代性要素，剔除其封建的迷信的尤其是禁锢人的思想与精神的落后要素。实际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便开始了明显的调整，即不再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激烈的几乎是全盘反传统的立场，而是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到中国固有文化对于源自西方的各种现代思想的中国化意义，更多地注意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价值观念，可以通过转化使其脱离原教旨并赋予现代国家、民族、公民、文明的新内涵。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等号召，均离不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党内的知识分子如艾思奇、陈伯达、胡绳、何干之等，尤其是陈伯达写了大量的评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墨道法诸子的文章，毛泽东对此很关注，并同陈伯达、张闻天等人交流意见。总的来看，这些评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得结论是比较深刻的（虽然有过于机械地贴阶级标签之嫌），尤其对传统文化内含的唯物思想与辩证法思想因素、对儒学义利观与知行观等方面的思想提出了许多进行现代转化的设想。由这些讨论也可以看出，党在学术领域、在专业讨论中的客观理性。当然，面对全社会发言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还是着重言说传统文化的封建落后性，要求人们保持警惕和批判。这种态度当然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毕竟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被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利用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至于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总的态度是吸取其一切进步的有益的成果。当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对待西方文化不可能不持一种总体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处在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现代思想流派、文化思潮并不十分关心和了解，因而，主要是一种宏观立场的宣示。

　　新中国建立后，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待古今中西文化的态度基本上延续了下来。当然，由于文化转型与重建的迫切需要，加上西方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因而一段时间内，存在把西方文化简单地视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加以拒斥的偏向，对“我国文化遗产中的有益成分，有粗心大意一笔抹杀的倾向”，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做出纠正。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集中讲了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他一再强调，外国的一切科学原理和长处都要学，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重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立场，而且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还高度肯定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孔子的思想。1960年12月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他又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谈话表明，毛泽东同志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到1964年毛泽东明确概括了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正确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当然，受“左”的阶级斗争思想影响，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对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和西方文化批判、警惕有余，吸收、转化不足的倾向一直存在，及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其教训是深刻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态度回归正常并日趋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此背景下，学习、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的认识重新得到重视。然而，时代不同了，同样的语汇所表达的内涵也不同了。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论此，重点指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而改革开放到来后，其重点自然是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于是现代化与西方或西方化就有了纠缠不清的关系，反映到文化上就更为复杂，西方文化等于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一般认知。但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是明确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反对“西化”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意识形态任务，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防范之举。但是，文化成果本身结构极为复杂，意识形态与知识探索、政治倾向与学术创新、审美偏好，在很多时候很多问题上纠结在一起，无法简单处理，改革开放前文化过度政治化的教训又十分深刻，这一切导致中国共产党只能在该问题上表明原则立场，不可能有更具体的论述。于是，西方文化与学术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成为主角，文化现代化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就是拥抱、吸纳西方文化。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必须抛弃，客观科学地对待文化遗产的理性态度必须确立。但与此同时，党内外还有另一种共识，即“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做法与封建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表面的激烈反封建传统掩盖了实际上封建传统的改头换面、登堂入室。因而，当代中国依然需要批判和清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由此，便不难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支持学界和社会客观公正地看待传统文化，但主要意义还在于还其历史本相、还其博物馆“古董”价值。

　　然而，随着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随着西方文化等于现代文化的认识日益扩展，加之“自由化”思潮（这一思潮是政治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日甚一日，中共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逐步调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其表现是，在以往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其“民族性”意义，即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根基与母体意义，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意义。1990年1月，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的长篇讲话，指出：“我们的民族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有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讲话有针对性地指出：“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讲话提出，对待传统文化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苛求必然带来虚无主义。要看到传统文化具有阶级性、时代性的一面，但同时还有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另一面。讲话要求在舆论氛围、资金支持、学校教育中弘扬民族文化。李瑞环同志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发表如此长篇幅的专门讨论中华传统文化问题的讲话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标志着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的巨大调整，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明确而坚定的方向。

　　进入新世纪后，弘扬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重视，2006年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设有“民族文化保护”专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如此定位，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

　　正是在上述认识与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可以说，在党的历史上，习近平同志是论述传统文化频率最高、评价最高、价值期望也最高的政治领袖。他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立足当今激荡世界的根基、最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有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些评价是全方位的且是实质性的，不同于笼统的称赞和欣赏。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对传统文化取礼敬态度、具兼收并蓄的胸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一道，为人类前进和发展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这种高度的期望值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得到有机汇合、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理念被解构并臻于辩证的对立统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地看待传统与现代，必然涉及如何看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问题。如前所述，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长期持续渗透，造成了西方文化等于现代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对民族传统文化日益重视，但伴随全方位对外开放，“西学东输”依然是“长江滚滚东流去”。不能否认，“西学东输”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跟上时代、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对源自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存在照抄照搬甚至趋之若鹜的倾向。西方文化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西方流行的概念和方法才是学术前沿，得到西方文化评价体系认可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作品等等观念颇有市场，而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实践、体现文化自信的创作与研究常常得不到重视和尊重。正因为此，习近平同志在论及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突出强调文化自信，强调中国本位。他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就此，习近平反复重申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方针，要求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文艺作品，等等。

　　如果说上述分析主要是从文化吸收和借鉴的角度展开的，那么从文化交流交往的角度看，适应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择其要者如下：首先，文明的多样性是多彩世界的根基和体现。人类各种文明，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其次，文明是平等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无高低优劣之分。再次，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交流互鉴而更加丰富多彩。各国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有容乃大的理念，摒弃傲慢和偏见、封闭和自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让文化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待世界文化的态度和胸怀。

　　三 党引方向，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共同发力

　　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另一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特别体现于文化管理体制上，因而和道路的关联更直接更具体。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凸显的，但却是党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党和政府不仅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领导者、管理者，同时也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供给者，文化受众几乎没有自主性、选择权。对文化生产与供给的最初挑战来自“社会”，准确地说来自文化受众个体，然后是市场，这是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继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思想文化而言，开放所起的作用是最显著的。“左”的思想与实践被否定了，新的实践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新的思想也在探索、孕育之中。新旧转换之际，某种文化真空出现了。填补这一真空的是在国门打开后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文化，既有林林总总的学术学说，也有五花八门的文学艺术，既有阳春白雪，也有大众化的电影电视、流行歌曲。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化世界突然展现在经历了长期单调单纯精神生活的中国人面前。随着眼界的开阔，随着自我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刻板的说教式、政治化文化作品逐渐被冷落甚至引发反感和叛逆，党和政府单一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输送依然在延续，然而却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如果说，这是党在改革开放后领导文化事业发展遭受到的第一波冲击和挑战，那么，第二波来自市场的挑战则更猛烈更强有力，并最终促使党认真思考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处理问题，启动文化体制改革，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之路。

　　1988年2月，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翌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化市场管理局。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有专门的段落阐述“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一方面，伴随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告别“短缺经济”，民众在“温饱有余”后精神生活需求空前增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带来了文化需求的自主性、多样性、选择性。单一的文化供给不可能适应这一新的文化需求结构。实际上，市场背后反映的是民众通过购买而进行的投票。

　　有市场就会有产业，2000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 ，2001年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压力预期，更促使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区分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由此，十六大报告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文化体制改革涉及发展文化产业，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内容。自2003年至2012年，第一期文化体制改革落下帷幕。党的十八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文化体制改革背后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党/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在长期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党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特点和时代要求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文化产品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商品属性，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遵循市场规则，通过商品交换，转化为群众的消费。也就是说，只有把文化产品变为商品，变为广大群众的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属性，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效益越好，社会效益就越实在”。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存在矛盾，这个时候就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不能成为市场和资本的俘虏。坚持将社会效益置于第一位，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明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过程中实际存在的过于看重经济效益、市场导向的倾向，更加强调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和意识形态属性，目的在于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和风清气朗的文化空间。

　　二是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文化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管理体制。从党/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看，党是总揽全局的领导者、方向引领者，政府是管理者、落实者。由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党的领导比其他领域更为直接和全面。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机构改革，党的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的强化就是印证。从国际上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模式。根据学界的研究，法国、日本属于国家主导型，美国、德国属于市场主导型，英国则是政府与社会的合治。国情不同，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政（治）教（化）合一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在当代中国文化改革与发展中，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并通过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既有历史传统，又是制度需要。

　　当然，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并非意味着回归传统的文化体制，恰恰相反，“以改革促繁荣、促发展”已经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所谓党和政府主导，是在改革管办合一旧体制的前提下，党管意识形态，管方向管大局管中长期规划，政府主要在政策法规、市场与行业监管、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一言以蔽之，党政一起发挥主导作用，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鲜明特色。

　　党政主导并非意味着党和政府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唯一主体，事实上，在党政之外，还存在市场和社会主体。关于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前文已有论及，此处不赘，这里我们聚焦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发挥。根据学界的一般性共识，在中国作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会是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就文化领域而言，随着政府行政权力逐步从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微观领域退出，由文化组织和文化机构所承载的社会性职能就必须由社会和市场来弥补。进一步言之，就是要发挥社会的主体作用，注重行业组织、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尤其是注重引导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国际经验表明，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促进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政府无法替代的。社区是城乡民众日常生活的共同体，社区和社区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可及性、便利性、可参与性等优势和特点。社会是由公民构成的，所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最终都要落实到公民参与上来。公民个体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有机体，它不仅是服务对象与享受者，而且还是服务的提供者，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时代，其文化创作与传播者的角色作用是此前无法想象的。事实上，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程度，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重发挥社会在文化创造与传播中的主体作用。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探索，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成熟认识，简言之，即党引方向，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共同发力，繁荣中华文化。

　　综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可以看到，其始终围绕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主题演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顺利展开与否也直接受到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整体探索正确与否的影响。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文化发展道路与整个中国道路的紧密相关性。此外，无论是对文化一元与多样化的思考，还是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态度、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始终围绕的核心是：一方面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没有方向就没有未来，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没有多样化发展，不能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文化繁荣便不会真正出现，方向的正确也就无从体现。发展方向与繁荣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只有在二者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中，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者杨凤城，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文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