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体制初步开展。1986年，政治体制全面改革提上日程。这个阶段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初步阶段。第二阶段，1986～1989年的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在1986年及以后全面展开， 社会各界人士学习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倍增。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召开；华侨、留学生和台湾学者也在国外积极参加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国外媒体如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等经常报道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情况；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荷兰学者安·塞奇等海外人士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短短的四年出版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书。此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在1989年1月1日创刊。第三阶段，1989～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989年政治风波、苏联解体，影响了改革，相关研究处于极其缓慢阶段。第四阶段，1991年到现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客观上在1991年以后最初几年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放慢， 人们十分关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改革延续还是中断？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未来中国改革之路怎么走？中国的改革已是世人瞩目焦点。实际上在这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调整后稳步推进。这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和展开，产生了比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多的文章和论著。这些文章和论著较前期也发生了新变化：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的多样；学科的交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而引起的反思在前阶段是未曾有过的；同时也比较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等。这个时期研究思维最活跃，中外政治思想碰撞剧烈，产生科大量的网络文章，在BBS和博客上可以畅所欲言，论者喜怒哀乐之情跃然网络界面。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深入发展。

　　理论工作者着重围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内容、目标、中外政治体制改革、原则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

　　较多论著对政治体制的原因作了整体和全面的宏观概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等。但沙健孙教授提出，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空点不只是一个，如198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6年更多地是以“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作为着眼点提出问题的。[①]林川等学者也提及原因不能一概而论。[②]熊刚也谈到: 原来政治体制改革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任务提出来的，着重解决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89年后，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团结和社会稳定。[③]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路径

　　崔之元、陈庭忠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自上而下，动员加压力的改革路径。[④]李景鹏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自下而上的不行。季相林对此阐述：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⑤]有学者则更倾向与两条路径的组合。主要是从上至下，但要由下而上的积极配合，因为改革既要谨慎、稳妥进行，又要发扬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⑥]

　　渐进性式的改革路径

　　国内外学者认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路径，并从不同的视角论述渐进性改革路径。过渡经济学者通过中苏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得出渐进式改革优越于激进式改革的结论。[⑦]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演进主义者认为，渐进式改革既能适当保留现有的制度，又能鼓励新体制的发育与扩张。[⑧]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分析的学者认为，渐进式改革是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⑨]林毅夫等强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着眼于扩大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使人们普遍受益，而不去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⑩]郑永年从改革政治学角度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通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表现出渐进主义的特征。[11]

　　　“费边式”路径

　　邓集文把渐进式的路径叫做“费边式”。即将改革内容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项，分期分批加以实施。与“闪电式”相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选择“费边式”，在某些问题上选择“闪电式”路径。 [12]我认为，“费边式”与渐进性路径同是一个道理，即强调改革的步骤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密切配合的改革路径使改革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大部分学者认为：（1）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2）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3）精简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克服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机制。（6）加强法制建设。[13]另有学者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1980年迫切任务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问题。1986年再次强调党政分开，还要求权力下放、精简机构。1987年以后着重是民主和法制两个方面，加强法制建设等等内容。[14]连俊沛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标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法。[15]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造就真正适应现代经济的人。[16]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有些论著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政治民主化，政治公开化，决策科学化，政治法制化，监督体制化。[17]余汉熙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归纳为：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18]也有研究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余汉熙说的只是长远目标，还应有近期目标：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 提高工作效率；调动积极性。[19]

　　 　另有论者表示不同的看法，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即邓小平设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近期目标：党政要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20]　 

　　再有论者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个系统，它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较为紧迫的具体内容；基本政治前提和原则；本质特征；根本目的。[21]

　　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法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严书翰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维护安定团结。有学者主张要做到几个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22]张式谷教授则注重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突出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同经济文化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以发扬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维护安定团结。[23]谭健更注重：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24]有些学者指出，坚持这些原则还要讲求一些条件，即充分的理论准备；舆论准备；完善的方案准备；转变政治观念；人民要求改革。[25]

　　六、中外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

　　刘绍春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中国不存在实行三权鼎立和多党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26]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美国不同，美国式的民主不适合中国。[27]首任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也指出，中国不一定要学习“三权分立”、“两党制”，但应考虑把人大、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关系理清楚。[28]林德教授也认为，中国的优秀人才大都集中在执政党内，目前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党有这样的能力和威信挑得起这副担子。因此人为地去建一个反对党，对国家的稳定与建设没有好处。两党制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除非大陆与台湾握手，组织联合政府。[29]

　　中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差别：渐进性和激进性的差别。中国渐进转型方式不触动原有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而是以经济体制，特别是以生产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为起点，而苏联激进式改革则一步到位，不经过试验。[30]在舆论动员、改革的布局、改革的突破点、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政党制度的改革五大方面的差别，分别是：苏共过分宣传、渲染“差距论”，全面否定斯大林，中国则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处理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苏联把国家权力机关体制作为改革突破口，中国则是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为突破口；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苏共抛弃民主集中制和实行多党制，中国实行的一直都是多党合作制和民主集中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