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营造了团结向上的社会氛围，成为中国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风气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状态。中国人民精神振奋，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蔚然成风；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劳动光荣，为人民服务光荣，剥削可耻，损人利己可耻，成为社会新的风尚。人们以勤俭为荣，以朴素为美，以公有平等为时尚。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家作主人的主人翁意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成为社会的主流。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力地推进了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保证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巨变的顺利实现。一些良好的风尚流传下来，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一时期被公认为是中国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三十年后的1986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还怀念这一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提出要 “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23]

　　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空前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人民群众良好的精神状况的重要体现，是新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净化社会风气，大力倡导新风尚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一方面结合各项民主改革和移风易俗活动，采取有力措施，对黑社会势力和毒、赌、娼现象，加以清除和打击。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基本上肃清了黑社会势力，铲除了赌场、烟窟、妓院，肃清了泛滥几百年的烟毒，清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娼妓问题。另一方面，大力倡导重视教育、男女平等、劳动光荣，引导人民向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宣战，积极开展治荒救灾、救助失业、扫盲、妇女解放等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系列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社会问题的有效治理，推进了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如禁绝烟毒，群众普遍反映这是“百年来未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是“古来稀事”[24]。娼妓总的解决，妓女从旧社会遭人践踏的“窑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被广大群众称为是“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25]。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党风端正，是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整的看来，这一时期党风端正，党纪严明，广大党员能够比较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焕然一新的党风政风，为新中国营造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生成了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坚定人民跟共产党走、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执掌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在1949年一年里，党员人数增加了140万，至1956年6月，党员由1951年4月的580万增加到1073万[26]。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从严治党，为清正廉洁健康向上党风的形成和保持，积累了经验。

　　第一、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力加强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7]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各级党员干部放下架子，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28]中共中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制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禁止请客、送礼、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字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偏低、文化知识偏低的实际，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为此，1951年2月开始，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潮。中共八大强调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内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29]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一些法规制度。

　　第二、适时开展集中整风运动，防止和反对腐化及官僚主义。这一时期，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先后集中开展了整风整党、三反五反等运动。1950年5月，中共中央开始的历时半年的整风运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揭露少数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接着，中共中央又在党政机关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后期，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滋生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化之风，对于巩固新生政权、防止重蹈李自成失败的覆辙，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三反”运动中，中共中央对消除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对惩治腐败现象雷厉风行，毫不手软。严惩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张子善（天津地委书记）的实际行动，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得到社会各界称赞。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反腐败斗争，在“三反”运动中，三反宣传队、打虎队等群众组织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加强党内外的监督，重视发挥各种形式的监督作用。1949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朱德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委也陆续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建立了经常办事机构。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发挥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作用，使之成为加强党风党纪建设的专门机构。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又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就为加强党内监督提供了组织保证。注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1950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1953年1月，毛泽东在党内批示中又强调，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30]。还要求报刊刊登人民来信，反映群众呼声。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将各民主党派成为参政议政的党，形成了对共产党的监督机制。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都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他们有职有权，同共产党合作共事，既发挥了各党派民主协商的作用，事实上也形成了各党派互相监督的机制。

　　新中国的头七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所以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辉煌的” [31]胜利。这一历史时期，虽然短暂，但是，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