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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贡献:当代社会主义的特色视野
作者:    发布时间:2014/06/05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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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 孙力
  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诞生以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面貌,使这一具有悠久文明而又在近代以来大大落伍的东方大国,再一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社会主义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对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成功,最根本的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因此,“特色”的意义当然首先是对中国而言,但又不仅仅限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的进展,它代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性成就。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特色”的凸显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包含着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元素,包含着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后期的巨大挫折后重新走向辉煌的内在逻辑,而这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贡献。
  一、特色视野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历史的透视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具有“特色”的视野,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强调无产阶级受整个资产阶级剥削,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两大对立阶级的基础上阐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因此,他们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性,指出“工人没有祖国”[1]291。最早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在其领导下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国际性的。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在伦敦成立,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取代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马克思、恩格斯为之撰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列宁虽然领导“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一个国家的建立,但他依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他甚至说:“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2]580他预计和期盼“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2]707。列宁在1919年3月,亲自领导创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有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第三国际在其存在的24年中一共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此外,还成立过以苏共为中心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社会主义运动一直重视协调和统一,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谈论特色的。在1960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莫斯科会议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进行了围攻[3]。即使到了1963年中苏论战公开化,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还明确指出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路线。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4]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一直以苏联为中心,苏共实际上一直在主宰社会主义运动。1956年10月至11月,匈牙利事件发生,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于是,苏联两次出兵干预,其中第二次军事干预,苏军出动了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代号“强风”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行动也获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广泛的认同。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在新当选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领导下开始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力图寻找一条“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致信捷共,指责“捷局势正沿着极右势力活跃的轨道发展”,声明“这不仅是捷本身的事务,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事务”。8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8月20日深夜,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东德五国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夜之间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从而阻止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
  南斯拉夫也曾经在铁托的领导下,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符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最终仍然以铁托去世、南斯拉夫的解体而告终。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运动没有进入民族特色的发展历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拓,使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坚决地顶住了巨大的外部压力,破除了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重重干扰,“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5]12,终于超越了一统天下的苏联模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带来的社会主义的复兴,与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大不同,就在于这是民族特色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贡献,更在于它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时代的发展规律:无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紧密地与国情相结合,体现出民族特色,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科学认识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都已经开始重视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问题。
  越南共产党在1991年6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胡志明思想”的概念,认为胡志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越南实践的产物[6]37,从而为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古巴共产党在1991年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宣布古巴共产党是“马蒂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党”,1997年古巴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使用“卡斯特罗思想”的提法,称古巴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马蒂学说和卡斯特罗的思想为指导的政党。在实践上开始强调既不搞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也不搞苏联的“毁灭社会主义”的改革,而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改革,走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6]190,210,225。
  朝鲜在1972年的宪法中规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指针。”1980年10月,朝鲜劳动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朝鲜劳动党认为“主体思想”意味着要“独立地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并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革命和建设中一切问题”①。
  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展现出一个新的重要取向:拒绝单一的苏联模式,强调搞社会主义要有各国的民族特色[7]。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新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特色视野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
  毫无疑问,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结合的过程中,是否会促进这一理论形态的发展、产生出新的理论内容乃至是新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与特定的民族和国情相对应的理论体系,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命题。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他们理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每一次为之撰写再版序言,都要强调宣言阐述的思想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答友人的信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在马克思主义向俄国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要把他基于欧洲历史得出的理论上升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
  列宁是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作了重大推进的革命家,他深谙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0]“列宁主义”一词是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之后,苏共中央在讣告中首次提出的。继而,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以及斯大林,均发表文章、著作阐述列宁主义。应该说,列宁主义已经是具有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了,但无论俄共还是苏共,都没有从这一角度加以认识。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一书中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发展”[11]。然而,斯大林坚决反对把列宁主义局限在俄国的范围内,而强调其国际性,他论述道:认识列宁主义必须“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他批评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的观点,指责这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2]。
  显然,列宁主义的诞生,并没有带来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或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了这一历程。最早是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3];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同志所做的关于党章修改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4]但由于苏共的反对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倾向,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和考虑到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也审慎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向党内下发的通知中说得十分明确:“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15]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16]与苏共对列宁主义强调其“国际性”不同,中共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性、民族性,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再以国际性、普适性的形态出现,而是以民族性、特色性的形态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如此,它不与领袖的名字相连——领袖因为其崇高的声望,往往具有超越民族的意义,而与民族国家的概念相连,从而更清楚地表现了它的民族属性。
  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民族形态,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从社会主义理论的民族形态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理论有十分清楚的民族性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其功能十分明确,它并不去指导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其任务和使命均同中国社会联系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7]8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来看,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上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力图去创设一种为当代各国所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证明这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创设了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换言之,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通过各种民族形态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构成的和所体现出来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8]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特色视野的社会主义制度建构
  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是社会主义实现从理论到实践飞跃的关键环节,理想、价值追求再美好,离开了制度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运动对制度的建构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崭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重心是打碎旧制度,即如何革命的问题,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建构没有过多的阐述,显然这也是唯物史观的态度。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未来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时,他说:“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237讲了“首先”以后,恩格斯并没有再讲其他内容,而是用强调这一点来结束对该问题的论述:“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1]237-238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表达了他们的这一共同观点:“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86直到晚年,恩格斯依然坚持这一唯物史观的态度,在回答这一提问时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9]561只是很恳切地说:“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19]562
  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向实践的飞跃,而这一飞跃的关键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在布尔什维克以及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理想追求安放在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上,同时也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制度的楷模。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认识,即基本制度层面和具体制度或体制层面。前者反映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反映宏观的主导和方向;后者反映运作机制,必须体现出操作性、实践性。从基本制度层面来说,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广大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敌对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文化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无产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20]。基本制度的构建,实际上是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大的贡献,不能将之等同于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但基本制度需要通过具体制度体制加以落实或运作起来,这恰恰是苏联制度建设最主要的问题所在。苏联在体制建设层面逐步形成的主要问题(即所谓斯大林模式)有: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党政合一,缺少法制和广泛的民主;经济上追求所有制的单一性,强调一大二公,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文化上垄断真理的解释权,严密控制与官方思想相左的思想,压制文化的自由健康发展,此外还有其他领域的体制问题。苏联解体,毫无疑问反映了其制度的失效,但显然苏联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制度,准确地说,苏联并没有完全成功地建构起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它承续了苏联没有完成的开拓,重启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里程。
  相比较而言,中国具有特色的制度建设有两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一是确立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原则,赋予制度更多的成长性。中国的改革就是从制度入手的,这不仅超越了苏联对斯大林的反思,更重要的是,这包含了一个历史性的判断,即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成熟,它还在成长之中。苏联制度上的失误也在于:以一种僵化的眼光看待还在不断探索的社会主义制度,忽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性,把特定条件下的一些制度和机制固化下来,形成了所谓的“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强调制度的成长性,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邓小平到晚年还强调:“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1]372因此,中国将制度的成长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实践证明,制度创新具有很大的风险性,甚至有可能改变制度的属性。而中国制度创新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原则,从而为制度创新牢牢地把握了方向。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从这一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阐释。一方面,本质超越了制度,使社会主义更加具有规定性和稳定性的成分;另一方面,本质又使“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核心价值向操作性或实践性方面延伸。这样,本质就成为引导制度创新的准则,既保证制度创新不囿于既有的制度框架,又保证其不丧失社会主义的属性,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改革中最难以把握的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同样既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也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保证政权的阶级属性(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核心(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方向以及正确的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制度创新可以大胆地展开,由此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崭新历程。
  二是强调制度的时空维度,赋予制度更多的民族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是怎样的问题时,始终紧扣自己的国情,把制度落脚到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而避免将其作为普遍范式的倾向。邓小平在1980年代谈政治体制改革时,就明确地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加以评定:“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并强调“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21]21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定义社会主义制度,而只是坚持从民族特色的角度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十八大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5]12-13强调民族特色的制度建设,不仅仅是一个表述的问题,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个基本取向,即不存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与共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最终目标相契合的,是具有各种不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同样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复兴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多样联系在一起,而这一里程的开拓就包含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贡献。
  四、特色视野的社会主义价值定位
  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在于找到和确立人类社会发展的人间正道,但这又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和不断完善的认识过程。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都体现出这一运动的整体性价值。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并不能抹杀和终结社会主义的价值,但却提出了社会主义价值新开拓的历史性命题,这一新开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典型标志。
  特色视野的社会主义价值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中华民族振兴的价值和对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贡献的价值。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结尾处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1社会主义是人类诞生以来能动地改造社会的最伟大运动。社会主义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更在于它改造了社会,使人类社会能够更好、更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对现存社会的改造分为两个大的进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者体现了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后者体现了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对生产力的推动和对人民幸福的创造,这两个大的进程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改造旧制度的目的不同于此前所有的革命,绝不仅仅是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转变,它必须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这是它的内在含义;而后者的成功也不仅仅证明了这一进程的合理性,还负有证明前一进程合法性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总是力图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困难乃至失败,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不必要、是历史的错误,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刷新了人民幸福的历史篇章。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22]
  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是近代以来这一古老民族遭遇的严峻考验和巨大挑战,中国面临着落后国家发展的一系列最大难题,包括外部侵略、内部分裂、人口多、经济落后、发展极不均衡,等等,几乎近代以来所有的显学和“主义”,都对中国的重症沉疴开过药方、试过治疗,但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以外,都无济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中国的开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17]3。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宝贵的价值,它使一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恢复生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以后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②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谱写了彪炳千秋的空前伟绩。
  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宝贵的价值在于:它重新开拓了当代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资本主义开辟了人类现代化道路,使人类进入了近代以来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进入20世纪时,西方学者还在高谈阔论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主宰。英国《伦敦时报》刊登的评论员文章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和它的子孙在20世纪末将像在19世纪末一样胜利地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到那时,他们将作为一个团结的帝国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荣下去,成为‘人类事业的堡垒’。”而美国人则声称:“我们必须指望美国,而且只能指望美国。”[23]5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使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相形见绌。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的书中感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已有10多亿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天下。”[23]10西方国家受到强烈冲击,布热津斯基说:“在整个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后,许多西方大学中,流行的社会观点都是某种形式的‘左派观点’。”结果是“几乎把20世纪变成了一个以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为主的时代”[23]13。
  然而,苏东剧变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断裂。一时间,西方思想家、政治家欣喜若狂,纷纷断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是其代表,他认为:西方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24]。布热津斯基说:“在共产党国家里,社会主义代表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这一观点愈来愈被人怀疑,甚至已无人相信。此外,世界共产主义再也不能提供任何社会模式来指引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23]274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就,却彻底打破了这些西方人士的梦呓,进入新的世纪以后,恰恰是西方首先开始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描绘。从2004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提出“北京共识”后,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连“历史终结论”的代表人物福山也开始修改他的观点。2010年,福山发表《中国模式代表集中高效》一文,对中国道路作了新的评价: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25]。
  中国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它既代表了中国只有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才能够振兴和辉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也代表了社会主义运动只有立足于国情,拒绝一统天下的模式,才能够走出低谷,给人类以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参见时代朝鲜网(http://www.dprktime.com/ztsx.html)。
  ②参见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politics/node_71731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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