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过二十年公认的没有法制可言之后，现在正在恢复司法制度，准备制定刑法、民法和商业法，这些法典可能第一次给刑事罪被告和外国投资者以某种保护。 

　　一小批华尔街律师和一小批香港律师已应召来到北京，帮助中国使其贸易法符合国际惯例。一度颂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的《人民日报》，不久前宣称：“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应当是平等的。”中国报刊上甚至已开始辩论一个棘手的问题，司法是否有可能独立而不受共产党的控制。 

　　下个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开会了，届时北京真心致力于“法治”的程度如何，可能将受到考验。预计人大要通过一部刑法，这是正在草拟的三十种法典之一。 

　　中国国内外还有相当多的人怀疑，能否最终说服党的当权者遵循法律或放松他们对地方法院的控制。 

　　一位表示怀疑的欧洲国家外交官说：“法官如果必须追随党的路线，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西方概念中的公正无偏。”

　　抱这种怀疑态度的原因是，即令是现在，中国对法规和条例的尊重看来往往是很差的。 

　　甚至在最高一级，心血来潮仍然可以践踏确立的法律。十三年来，立法机构只开了两次会，虽然宪法规定每年开一次。 

　　《人民日报》最近抱怨说，“由于没有统一的刑法，法律不能实行已成为普遍现象。实际上，在（党的）干部和群众中，法制观念都是非常模糊的。”

　　“有的干部自定法律，威胁压迫群众，打人，把他们捆起来，关进监狱。”

　　外国法律工作者认为，仍然有着极大的改进余地。洛杉矶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欧文·希尔说，他“在上海”目睹了“一次很有专业水平和庄严的刑事审讯，但是总的说来，中国的法制受到的损伤十分严重。”希尔刚率领一个加利福尼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 

　　希尔评论说，“从纸面上说，中国有着良好的司法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制度往往完全被撇在一边”。 

　　执行所存在的一点点法律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缺乏法律工作者到现在正在恢复起来的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工作。 

　　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同其他几乎一切事情一样，显然是同中国现代化运动相联系的。毛的接替者们看来决心结束近年来广泛的政治迫害，鼓励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其他熟练工人专心致志于中国的建设，不用害怕受袭扰。 

　　在北京掀起的大字报运动可能也是中国领导人对法律问题重新敏感起来的一个原因，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要求保障基本人权的呼声的根源要更加深刻得多。 

　　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研究部主任杰罗姆·艾伦·科恩说，“关心法律的人不仅仅限于要求保障人权的年轻积极分子。在中国，在我到过的几乎一切地方，都在出现一种维护权利的新的觉醒。人们正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向警察回嘴，要求公正对待。”

　　科恩这段时期在中国就美国的税收和公司法举行学术座谈会。他回忆说，他最近一次到达北京机场，当外国人象往常那样，被领到排队等候办理海关手续人群的最前头时，中国旅客就提出抗议。 

　　“突然，我听到这个中国老人喊道：‘这不公平。外国人应当也像其他人一样，按先后次序等候，。啊，我过去从来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中国共产党人仍试图把大多数争执在法院外解决。但是科恩坚持说：“说中国人不关心人权是胡诌。……当事关基本权利和公正处事时，中国人跟任何人一样的敏感。”

　　科恩说，中国的“经济需要也正在使这个国家更讲法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使外国的公司确信他们的交易将是保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正在草拟投资法、商业法和税收法。 

　　中国共产党政权通常对于履行对外义务是一丝不苟的，但是外国贸易伙伴已慢慢地意识到，没有一项商业法规，合同的执行就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的善意了。 

　　而在发生政治大动荡时，这种善意有时就消失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香港代表约翰·卡姆说：“出售和简单的交易将继续，但是我认为，在中国未正式制定某些法律之前，任何美国公司都不会同中国签订真正的合办企业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