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十一月十一日刊登戴维·博纳维亚在香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阶级斗争柔化》，摘要如下：
粉笔最近将在中国畅销。大规模调整教育政策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目的是要在明年二月大学新学年开始时有一批面貌焕然一新的一年级生。
教育部已经召开过一次重要的招生会议，修改了近年来的许多规定，旨在招生办法上和入学后的教学上提高学术水平。文化革命以来所宣传的教育方面的“先进”主张差不多已经一笔勾销，这大概是多数教师、家长和有为的青年感到宽慰的事情。
华国锋主席和中共四位副主席接见了出席招生会议的教育工作者——这显然是对会议重视的标志。
新的招生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优秀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出来后可以直接进大学，不必先到公社或者工厂劳动一定的时间或者先参加人民解放军然后才能进大学了。
另一个突出的改革是优待因为高等教育系统在一九六六到六七年红卫兵大闹期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的人。
解体：现在很重视研究生，除了从应届毕业生中间选拔外，还将从人民解放军和各工作单位选拔。
广东省已经规定了“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原则。这就是说，以前的政策——即青年报考大学必须经过他们出了校门后在那里劳动的工作单位或者部队的推荐——解体了。
据《南方日报》的一篇评论说，近些年的政策造成了“教育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调”，还说，新的招生制度是“总结了建国二十八年以来教育和招生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而制定的。
新华社说：“从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每年选拔研究生一千到三千人。但是，近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研究生的选拔和培养工作被打乱了。”
在为了推动现代化而改革国家的教育制度这件事情上，华国锋、邓小平领导集团自上而下作了努力，强调必须以改进大学和科研系统为基础大大加强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
他们的目的是使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达到先进水平和高标准。
改善以后：教育改革的下一个阶段无疑是在中学这一层。为了为改革后的大学输送合格的培养人才，必须提高中学教学标准。至今为止对这个方面还谈得很少。因为牵涉到的人和学校多，改革起来大概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需要改革已不成问题。
自从邓今年七月复职以来，中国一直在公开批判教育界的那种利用职权达到政治目的的人。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九七五到七六年的倒邓运动主要是通过大学进行的。最近几周批判的首恶分子是前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
对迟群的批判说，他曾说他认为控制清华、北大两个大学“比省委第一书记的头衔”更重要。叫做“梁效”的激进派写作班子就是由他指挥的。“梁效”在一九七四年到七六年控制了新闻传播工具。
遭到批判的另一个搞政治活动的学校是过去大受表扬的辽宁省朝阳农学院。这个学校直到去年为止一直被标榜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模范。《光明日报》说以前那种做法的目的是攻击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也是上海四人帮企图借此“抹煞解放后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的教育路线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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