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６月１６日刊登鲍勃·加勒特的一篇文章】题：中国对管理人员进行再教育（原编者按：如果中国要实现在今后二十年内使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增加两倍以上这个目标，工业化就必须快速进行。这个明显的道理，在毛以后的“经济调整时期”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但是，花了更长的时间才使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中国的工业管理作风和管理技术得到彻底的改革以及实现“专业化”以后，工业化才能成功地加速进行。本报６月１３日在《管理》版上通过上海形成鲜明对照的两个单位——国营机器制造厂和江湾公社——的情况，考察了当前朝着上述目标前进的进展情况。） 

　　两年前，上海复旦大学的经济系设立了一个管理学校，去年夏季招收了首批学生共４０人。 

　　同中央政府和国营工厂的厂长的看法一样，复旦大学管理学校的教师们也同意这种说法：如果要实现政府关于到２０００年每人每年收入达１０００美元这个目标，中国的工业和商业组织就需要尽快地培养出更多的专门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培养更多的从事管理工作的大学生，而且，还必须对许多现有管理人员进行再训练。 

　　在中国的企业中，有许多现任厂长和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从工人中选出来的，而不是国家任命的。在四人帮得势时期，选拔过程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条件，而不怎么考虑了解企业的整个系统的能力。 

　　在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平衡关系变得比较偏重于企业的时候，这些厂长就需要进行再教育。由于在四人帮时期失宠的厂长和管理人员纷纷“从田野”回来，上述那些厂长受到的压力增加了。 

　　复职的管理人员在智力上往往比现有的人员强，非常想重新担当原来的职责，然而却很久没有接触技术和组织方面的情况了。所以，从工人中提拔的和复职的这两种类型的厂长都急需得到大学中新办的管理学校的帮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满足可以看出来的要确保年轻干部得到现代式教育的需要，复旦大学正在遵循中国在发展管理教育方面的总方针：把注意力集中在两种关键性人员 

　　——厂长以及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身上。 

　　目前，所有课程都是讲授课，厂长离职学习两年再返回原单位，大学生要学３年或４年。 

　　由于中国继续强调客观经济学，所以特别强调上述两种学员都要学习经济学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特别是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现代工业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包括应用性研究和数学）、控制和管理情报系统，特别是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情报系统以及“现代管理”，特别是各个企业的组织工作。 

　　后者现在刚刚开始加以研究。他们承认，按西方的标准来看，目前对这方面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东道主是很爱学习的。 

　　在复旦，人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关于各个组织的管理的新主张和关于客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的新主张的传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渗透到上海地区的８，８００个企业中去。就连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教育机构在对付需要得到新教育的众多人员方面也会遇到问题。人们已接受这样一种看法：教育机构要到许多年以后才会触及中间管理 

　　——这是必不可少的“消防”和财富平均化系统。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 

　　中国政府１９７９年８月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企业之间能够“互相介绍经验”，从而弥合中间管理方面的差距。 

　　这个协会把管理人员、学者和公务人员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和批评对方的主张和行动，其做法同英国的经营管理教师协会和其他专门性管理组织的某些部分的做法很相似。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上海分会已经通过会议和各种讨论会帮助传播了最好的做法，并且正在试验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让尽可能广泛的听众和观众尽快地知道。 

　　一个显著的奇特的地方是，新的教育方法往往集中在以教学为基础的活动上。在刚刚习惯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管理学习——在西方，这种学习方法正在迅速推广——过程的欧洲人看来，中国在发展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似乎通通被斥为四人帮的流毒，这是很令人困惑的。等着看看，过多长时间以后这种学习办法才会再次被认为是管理学习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将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