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１１月五日译载美《时代》周刊文章》题：访万里副总理 

　　（译者按：最近，美国《时代》周刊派出以总编辑亨利·格伦沃尔德为首的访华团，到中国各地进行了十一天访问。所到之处包括北京、四川、西藏、广州等，访问的人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工厂经理、公社社员、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家等（其中有万里、宦乡和曹禺）。现译出访问万里副总理的部分。） 

　　６４岁的中国副总理万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我们的一小时访问，他一开头就说：“我本人一生搞革命，现在继续搞革命。”万里是一位身材高大、和蔼可亲、头发斑白的人，被广泛认为是在中国政府中仅次于赵紫阳总理的重要官员。 

　　直至今年年初，他是安徽省省长，而安徽省像赵总理当时领导的四川省那样，是最先试行新国民经济政策的省。当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时兼任副总理——开始提升有才能的省级领导人担任北京高层职务时，万里被调到中央政府。类似邓小平的遭遇，万里曾两次被诬以“反革命分子”而遭整肃，但也两次复出。“我个人受过很多苦，”他说，“作为一个党，我们从自己的苦难中学会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们为什么有勇气进行这些改革的原因。”

　　万里继续说，“我们的党和政府在领导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我们的计划有时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在发展中出现一些极左思潮。一个重大错误是没有鼓励消费品的生产，另一个重大错误是未能充分发挥工人的能力。”

　　万里说，“我们有人力，但我们没有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我们不够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由于这些缺点，中央各部拥有太多的权力，地方企业则权力不足。我们强调平均主义，而没有找出保证多劳多得的方法。”

　　今天，否认物质刺激的旧观念已被抛弃，代之以相反的东西——承认富裕的机会使人民更努力地工作。万里举例说，农村公社不再完全按照国家的指标生产，而是可以自己决定种植什么来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他说，“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应该种植什么——他们能富裕起来。”按照旧的制度，工厂根据指标生产，基本上把全部利润上缴国家。现在，２０％的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们还计划使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万里说，“过去，工业投资都是由国家直接提供的。按照新政策，企业可直接从银行获得款项，虽然他们得付一些利息。”

　　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计划者之一，万里十分了解前头的困难。他说，“我们有人力，有资源。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合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然而，需要迅速的成果来维持人民的信心。万里说，“有压力存在着。我们过去犯了错误。如果我们再犯错误，那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