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４月２４日电】（记者：麦克德默特）（路透社编者按：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在这去九个月刚刚结束了在华东和中南地区的３５００里的旅行。在乘火车旅行的三周当中，麦克德默特能够比呆在北京的一个记者所可能办到的更密切地观察人们，同地方官员谈话和参观地方工业和周围乡村中的农业情况。）
　　我的旅行使我看到了一个轻工业、重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横断面。
　　在南京，我看到了中国最大的肥料工厂之一以及在这个工厂周围的有七、八万居民的一个新镇。
　　在武汉，环绕这个国家的三大钢铁厂之一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约２０万人的城市。
　　差不多在每一个停留地点，棉纺厂和丝厂，都被提出是值得参观的。
　　在我要求看而没有看到的东西中有广州和武汉之间的工业城长沙、武汉的重型机床工厂和广州的城市公社。据说武汉的重工业工厂“大部份在进行检修”，而参观广州的城市公社则“没有足够的时间”。（麦克德默特旅行见闻的文章本刊将陆续刊载——编者注）

l　　　　 我国交通运输事业成就空前

　  西德《德意志周报》4月19日登载了思斯特。克尼尔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跃进到二十世纪》，摘要如下：

　  在我们20世纪头50年内，中国几乎在各方面还生活在19世纪。正是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才开始大跃进，一跃而入技术工业世界已克服巨大障碍的时代。中国还能够追上、赶上和扯平呢!从1949年10月1日以来中国作出了许多惊人的事迹，其中交通事业的发展就是最触目的事迹之一。新政府遇到怎样的重重困难，最好不过地是用事实来说明：在这个面积等于欧洲(1000万平方公里)、人口当时约有6亿的大国里，当时铁路线只有两万公里。这等于1959年联邦共和国拥有的铁路线的一半多一点。然而，就是在这两万公里中，在1949年10月1日还有一半以上不能通车。

　  在各个划分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影响下，那时候就根本没有发展起来统一的铁道事业。事实情况是：有130多种各式各样的铁轨、各种轨距、100多种不同类型的机车。并且，在中国大河(长江和黄河)上没有桥梁。

　  到1960年底，迄今扩建的统一的铁路网总长度将近四万公里。到1967年长度将增加一倍。在扬子江上已在武汉架起了第一座大桥。1960年在扬子江上在重庆架起了大桥。1961年初郑州黄河大铁桥也竣工了。

　  对北京来说：与邻近友邦的铁道联系是甚为重要的。在北部除了北朝鲜外，主要是与苏联联系，将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将是即将完工的新疆线路。北京——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将因此缩短三千公里。可是，已筹建的西藏线将打破一切纪录，这条线路现已测量完毕。它有一座在高达4880公尺地方的垂直隧道，因而成为世界上最高的铁路。

最后要提到，中国在1949年还不能自造货车，今天不仅建造货车和客车以及蒸汽的机车，而且能建造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从1950年至1960年货运量增加了六倍。总之，交通发展的图景，无论就任务的大小还是就过去的成就而言，都是空前未有的。

l　　　　 杭州丝织业迅速发展

　  香港《大公报》4月28日刊登了路透社记者麦克德默特旅华见闻《杭州丝织业参观记》。现摘要如下：

 景色如画的杭州，在中国从事恢复它的世界最大的蚕丝生产国家历史地位的运动中，担负着首要任务。在这里的小型街道工厂以及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中，数以千计的熟练艺术工作者、设计专家、织造工人和机器保养工人，都在工作着。他们生产色彩缤纷的杭州织锦、缎子和生丝，输往世界各地。

谈中国丝织工业迅速发展

 中国今天的丝织工业，和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一样，仍然是集中于太湖区域。在这个从南京向南到杭州和上海外围的盆地地区，个别农家和人民公社都栽桑养蚕。尽管现在已进入人造纤维的时代，但是绸缎仍然是最名贵的织造品。

古时，结队而来的商人，带着这种宝贵的丝织品，过中亚细亚的“丝路”，到地中海和欧洲的国家，给那里的贵族们作装饰之用。如今，丝绸出口仍是中国的一桩有价值的生意。

1958年，蚕丝工业部门的官员和工人们宣布决心，要在1962年底以前，使中国恢复成为世界最大的蚕丝生产的国家。这就是说要把1957年的生产增加五倍或六倍，以超过日本的产量。　 

据报章报道，蚕丝生产从1931年的高峰—直下泻，直至1949年，产量仅及1931年总产量的七分之一。人民政府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恢复蚕丝工业，到了1957年，蚕茧的产量已比1949年增加一倍。蚕丝的产量增加3.7倍。

赞美中国丝绸多彩多姿驰名世界　 

意大利和法国都是丝绸、生丝和水结的主要进口国家。　 

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丝绸也是多彩多姿的陈列品中的一部分。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举行两次，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买家到中国，目前的生产还不能完全满足买家的订货。　 

在交易会上陈列出各式各样的丝织品，有颜色鲜明的织锦，塔夫绸，薄纱、乔班绸、绉纱和解缎，金银织锦和花绸等，应有尽有。　 

陈列品中，还有男装绸恤衫，女装的绸上衣，领带，披巾，旗袍和沙里，以传统风景如杭州西湖景色为花样织成的花缎制成晨褛等。

杭州是丝绸最大产地

　  中国许多地区通植新桑以作饲蚕之用。以杭州为省会的浙江省新兴建的育蚕场就有二万五千个。　 

中国其他许多地方均产丝绸。可是杭州是最大的产地，广州和苏州也占很重要的地位。

　  都锦生丝绸锦缎公司是杭州各厂中最大的一家之一，它出产花样繁多的丝绸刺绣，这是一家典型的工厂，到杭州来的外宾大都到这里参观。

　  在我最近一次访问时，曾任纺织工人的该厂31岁副经理程祖连(译音)对我说，该厂的三百部电机制造出来的有一千多种不同花样和设计的产品。

 　 他对我说，这家公司现在有1700多名工人——其中37％是女子。它在1922年创办时是一个小型的家庭工业，直至1949年时还不过只有七部机器和40名工人。

　  1956年，它迁到杭州市中心一家大院子的新址去，迅速地增加到有一千名人员的生产力，并发展到现在的人数。据程祖连说：１９６０年的产量为１９５７年的两倍多，共产丝织品约二百一十四万二千公尺。
　　产品中约７２％是穿用的花绸。他在工场内很自傲地给我看那些五颜六色和多种花样的款式——有花有鸟，也有龙和各种图案，还有传统的中国风景。
　　其他特产是以锦缎织成的??布和垫布。这些织物往往用银线及金线织出浮凸的花式。
　　我在设计部内看到许多来自美术学技或由该厂本身训练出来的艺术家正在搞新设计，其中既有采自中国民间艺术的，也有取材于现代工业景物的。
　　在丝织厂里，电动机器的飕飕声和卡搭声中，仍然有十台，手操缧丝机，由老练的技工操纵，出产真正的手工艺品。

l　　　　 参观中国杂技学校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４月２６日译载了日本政治评论家大谷竹雄在《赤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参观中国杂技学校》，文如下：
　　在北京一座剧场，我观看了包括持技、狮子舞和大小魔术的中国杂技。演员们演来是那么愉快，看起来好像是一场轻松敏捷而有节奏的体操表演。

厨师操作杂技化
　　在几张叠得高高的椅子上，一个小女孩毫无畏缩的在表演各种惊险技艺。当我仔细地观看时，原来她身上系着一根蝇子，另一端缚在天花板上，这大概是防备万一的措施吧！据杂技团团长解释说，就是这样，以别人的生命像天秤般的吊在空中，也不是好玩的，普通人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办到，中国杂技团对于这一点是有经验的。
　　一项被称为“厨师”的节目，演员穿着厨师服装，随意摆弄着锅头，或者作着各种动作，好像真的在调制菜肴，维肖维妙。
　　据说，演员们为了作好这一节目，曾亲自到酒店和厨师一起劳动了好几个星期，实在用心良苦。杂技团团长说，把厨师的劳动杂技化，向厨师学习是必要的。在中国，杂技也和社会生产、生活和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老师技艺称一流
　　我还参加了这个杂技团为培养团员而创立的学校——“中国杂技团训练班”。
　　学校是一座圆顶、圆柱形的大建筑物。练技场里纵横着空中走索的钢丝、秋千，以及利用马或其它动物练习技艺的设备。
　　教室以至整座建筑物里的气氛，就是一所学校。如果说它比普通体操学校还要好，一点也没有过份。
　　在教室里，一群七、八岁到十三、四岁的小孩排成队伍，正在等候老师发出练技的号令。老师们都是第一流的杂技艺人。在解放前，他们曾是“可邻的孩子”，在师傅的打骂下被强迫训练成杂技演员。但是今天的孩子们却完全不同了，一方面他们学习杂技的兴趣是出于自发的，另一方面又采用科学的训练方法，使他们成为未来的杂技艺术家。

先生勤教学生苦练
　　先生一声口令，学生们即面墙倒立。从足的形态、身体弯曲是否正确到两手按地的位置，老师都逐个加以纠正。我以为练习到此为止了，怎知他们突然一个个地依次旋转起来。一次、两次、三次……反复地做着越来越难的动作。
　　这些孩子是１９６０年９月入学的，三年毕业之后，即派到舞台上表演了。入学考试极其严格，包括智慧测验、五官是否敏锐、全身详细检查等等。据说，当时报名投考的有一千五百余人，可是合格的只有三十一人。
　　学校副校长虽然已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但是现在还能作穿火圈表演。

流浪艺人当校长
　　解放前，他原是到处流浪的街头艺人。在舞台表演当然没有他的份儿，就是在街头卖艺，也常常遭到当地流氓和土豪恶霸的剥削。每次表演完毕可怜地在等待看客们施舍的时候，宛如耍猴人手中牵着的猴子。
　　尽管如此，有时他拿着箱子向人讨乞，如果碰着当地的便装警探，还会遭到一顿痛殴。那时候，他总是抱着老妻，相对痛哭无泪。
　　然而今天，他每月的薪金却高达三百元，如果折算为日本生活费，那是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了。而且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哩！
　　杂技艺人被选为人民代表，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作为人民的艺术家，通过艺术表演，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广大群众以快乐，他的社会地位是和小说家、电影演员相等的。杂技演员们命运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