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4月30日刊登英作家格林的一篇文章,《周总理的另外一些想法:为什么中国必须造反、造反、再造反》,全文如下:
(原编者授:去年12月, 《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中国周思来总理第—次单独接见英国报纸记者的谈话,下面是周同菲利克斯·格林本月在北京进行的另一次谈话,格林是几本有关中国的书籍的作者。)
我对总理说,我听说,仅美国就有五万多人要访华,某些旅行社正在出售到中国去的包括一切费用的票子,认为签证是不成问题的。我问,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什么?
当我提到五万人时,周很快笑了笑。他说,当然,对于要到中国来的人加以拒绝是错误的,可是安排大批人访问要费时间。他说,因为中国过去不习惯于做这方面的工作。其中有许多实际困难,仅提供必要的招待就是一个大的工作。
他说: “翻译就是个大问题,所以旅游业一时不可能有大发展。但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做些准备工作。互相来往,可以增加各国人民间的互相了解,对促进人类进步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位总理接着明确地说明下述一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旅游业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增进友谊。
若不是旅行者的话,电视记者和新闻记者怎么样?我知道,某些记者已经获得了在今后几个月里进行短期访问的签证,但是当我问到什么时候美国的报纸、通讯社或电视机构能在中国派有常驻代表时,总理所作的许诺只是, “这个问题,我们还在考虑中。”这句话他说得非常干脆。我知道,再问这个问题将是没用的。
我问总理,贵国政府在控制人口增长率方面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他是否能给我任何关于中国现有人口和人口增长率的估计数字?
“当然这是一个粗略的算法,农村也有做得好的地方,城市也有差的地方。你晓得,我们的避孕药品已经是免费赠送了,实行了两年多。不过在城市容易推广。你到过我们的农村,晓得有些旧的风俗习惯不那么容易改变,需要经过宣传和劝说。”
研究中国事务的人(大概包括外国情报机关)感到没有关于中国的定期资料是令人失望的。因此我问到周恩来先生中国政府现在是否打算——可能像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关于工农业生产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字那样——恢复定期公布经济资料。
他说: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数字,我们内部是经常有的,适当的时期公布某些资料也是需要的。但我们不打算像某些国家那样每个月、每个时候定期公布。问题是经济计划的进展,常常是变化的,需要适时调整。我们认为在一定时期公布是比较恰当的。”
“我们国家大、工业水平又低,不可能一个计划那么准确。”
在中国旅行的五个月中,我已注意到一些工厂正在设法防止污染,那些计划必定需要花费大笔资金,我问总理政府对污染问题是否有任何既定政策,以便随着中国的工业发展,中国将避免目前老的工业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最近几年我们和日本朋友、北美朋友的接触中,我们也看了一些资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防止公害在一小部分企业中已经开始实行。要消除公害,就必须提倡综合利用。因此在进行某些基本建设时,就要从项目方面、投资方面、设备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更加注意,那才能免去祸害。否则,你已经造成祸害以后再去消除,那就走了弯路。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我们的注意,但还不能说已经收效很大。好处是,我们的建设还在初期,如果在七八十年代用全力注意,也许对后一代遭害要小一点?完全一点不沾污,现在还没有把握。”
在现在访问中国的人没有一个能看不到普通表现出来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愿意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和政治觉悟的提高。我问道:在人性方面的这种特殊的变化能保持多么长的时间。难道“人性”不会终究要再现吗?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难道不会危及这个进程吗?
周说, “避免故态复萌的一个方法就是继续革命。他说,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这样的革命需要搞一次,再搞一次,每一次都要更加提高,更加深刻。
“要在全世界真正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那时间长得很。只要这一天没有到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要经常进行继续革命。即使全世界都进入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了,那时还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还有进步和保守的差别,这里面还有一个继续革命的问题。”
“说起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了,那么我简单回答吧。物质生活当然应该不断提高,但要世界上大家都提高,共同享受人类的财富,而不是由一个阶级垄断。要实现这样的社会,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要消灭阶级。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得有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精神力量就会转化为物质力量,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
“生产出来的财富为大家享受,为大家服务。这件事情在中国来说现在仅仅是在初期状态,因为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虽然你称赞我们,但我们还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有限,因为只是初期。我们希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能打下一个好的基础。”